漢朝的什麼漆器等物品
徐州是兩漢時期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留下了大量漢代時期的遺蹟，漆器就是其中的一種；從出土情況來看，漆器主要出土於楚王墓；遺憾的是，漆的保質時間不長，而且大量的漆器作為隨葬品埋在地下，受到地下水侵襲，出土的漆器幾乎所有都已經腐朽；然而面對這些殘器，專家卻沒有絲毫惋惜之意，反而興奮不已；因為專家認為，已腐朽的漆器並不影響研究！這是為什麼呢？專家又是如何研究的呢？下面我們來看看！
1972年，南京博物院在徐州小龜山發掘出土一具漆木棺和一隻漆奩，“奩”指的是古代女子存放梳妝用品的鏡箱；1986年， 徐州博物館等對徐州北洞山西漢墓進行發掘，該墓擁有龐大的地下建築群，其中墓道頂部和四周均以棕褐漆，主體建築內有大量漆器遺存，其建築甬道和各室頂部及牆面、東西側室的地面，包括廁所均外漆、塗硃砂，附屬建築也有漆案、漆卮、漆耳杯等；該墓還出土漆冠男侍衛俑；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徐州發掘漆器數量更多，幾乎每一年都有各種型別的漆器出土；這讓專家們興奮不已；然而這些2000年前的漆器幾乎都已經腐朽，看不到其華麗的樣貌。
記得1956年，北京定陵出土了大量絲綢，第一眼看上去跟嶄新的一樣，然而被工作人員貼在有機玻璃上之後，這些絲綢迅速腐朽，喪失了研究價值；這讓當時的考古專家們無比惋惜！如今徐州漆器出土的時候就已經腐朽，它們是不是也沒有研究價值了呢？
專家稱，這給考古研究帶來了很大的難度；但是對研究並沒有產生絕對影響，透過“情景再現”，漆器能“迴響”徐漢楚國昔日的經驗世界；這是什麼意思呢？
“情境”是微觀考古學的一個基本概念；與考察參照，它能再現文物的文化與社會關聯性特徵；為此，專家關注的是“造器”、“用器”，以及“觀器”中的“個體情境”；而非“個體”本身；具體來說，有三個方面：
第一，空間再現。
空間是一個具有社會性的整體向量，可以通俗地解釋為“社會”，它由很多“細部”構成；即，社會是一個由細部構成的整體系統；西漢社會空間屬於漢朝封國領地之一，它是西漢社會的一個重要“細部”，在長達400多年的漢王朝中的18位劉氏諸侯均葬與此，這些諸侯陵墓空間，實際上是西漢社會空間的一個細部或縮影。
而楚王墓中出土的漆器，同樣是西漢徐州諸侯王生活的“細部”，它關聯著徐州諸侯王的思想、文化與制度，也關聯漢王朝的思想、文化與制度；這是因為漆器是漢朝帝王不可或缺的生活器皿，漆器的“物體系”關聯他們的生活情境、制度文化與思想特色。
第二個方面，漆器基體。
漆器作為物質遺存，它是研究物質空間情境的基體；徐漢墓葬出土的漆器是諸侯王的文化、制度以及思想的關聯“實踐物”、一個能再現徐漢楚國曆史空間情境的“基體”；在“基體”論視野下，徐州漢墓出土的漆器無論腐朽與否，都能再現徐州諸侯王的生活“細部”情境；不僅如此，還能從中窺見漢代王朝的宏觀社會空間情境，及背後的文化制度與思想特色。
第三個方面，文獻舉證。
“文獻舉證”是“情境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支撐，它有利於旁證文物的實際情景；雖然歷史古籍文獻對徐漆文化記載非常少；但是專家們透過海量史料研究，也發現一些有效舉證：根據《嘉靖壽州志》載乾隆《穎州府志》記載：“漆園城， 在縣河北三里， 即舊蒙城， 莊子為漆園吏在此。”《史記》中也有提到莊子漆園；另據《安徽通志》 （卷五十） 鳳陽府條曰：“位於定遠縣東六十里有‘漆園’”；而泗 （縣） 西南與定遠西北蒙“漆園”與彭城 （今徐州） 非常近；除此以外，《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史料都有相關記錄。
綜上所述，在專家眼裡，已經腐朽變質的漢代漆器，並沒有完全喪失研究價值，其“情境再現”的研究，指向漆器製造者、使用者、欣賞者等等，以及他們背後的社會文化生活。
【參考資料：《徐州漢墓考》《史記》《穎州府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