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均人物畫的落款如何
通常所知，我國曆史上有兩家（座）墨妙亭，其一在浙江湖州，始建於北宋熙寧五年（1072），為黃庭堅岳丈孫覺（字莘老，1028-1090）所建。好古博雅的孫覺上任湖州知州後，多方蒐集先賢漢唐碑刻等遺存，並建造亭閣加以收藏保護，這就是最早的湖州墨妙亭。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曾為此作《墨妙亭記》，並賦詩《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墨妙亭記》已成千古傳誦的名篇。
其二在江蘇太倉，為元代太倉名士兼書法家顧信（字善夫，1279-1353）所建。顧信為南北朝時期大學者顧野王（519-581）的後裔，曾任崑山州州務副使、浙江軍器局提舉等職，與大書法家趙孟交好，並從其學書，兩人亦師亦友。據傳顧信辭官歸故里時，趙孟特為其書《歸去來辭》和《送李願歸盤谷序》相贈。顧信奉為至寶，歸鄉後即勒石以志，並建墨妙亭珍藏之。當然亭中還藏有其他諸多法書墨寶。
以上兩家墨妙亭後均遭損毀，遺蹟無存，今存者乃為後世重建，尤其是太倉墨妙亭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所新建。
其實還有一家墨妙亭往往被忽視，即清代江蘇長洲（今蘇州）大收藏家顧沅（1799-1851）所建之墨妙亭。顧沅字澧蘭，號湘舟，又稱滄浪漁父，自幼聰穎好學，但不以仕途為志業，官至教諭，敘布政使。生平喜讀書和收藏，其自家園林“闢疆小築”中建有藏書豐富的“藝海樓”，另有“吉金樂石之齋”、“賜硯堂”、“古泉精舍”、“秘香閣”等，所藏古籍善本、金石書畫等聞名江南。後又入手眾多名賢畫像和明清名家墨跡，特築“墨妙亭”以藏之。顧沅死後，因太平天國戰亂，顧氏家境日落，宏富的藏品也散出殆盡，藏書多為丁日昌所得，金石書畫則四處散佚，園內各種樓閣名存實亡，最後甚至連遺蹟也蕩然無存。因此，顧氏墨妙亭今已鮮為人知。
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顧沅逝去數十年後，其墨妙亭中的遺物竟飄洋過海，到了日本。這件遺物即數十家墨跡薈萃《先朝寶翰》（又稱《名人墨妙》），堪稱顧氏墨妙亭中的鎮亭之寶。從結論上講，這一墨寶是由避難京都的羅振玉攜出國門並轉讓出去的，現藏京都國立博物館。
林則徐為顧沅所藏《先朝寶翰》題字辛亥革命爆發後，於學部任職的羅振玉預感命運未卜，思量避難之際，巧遇大谷光瑞委派駐京本願寺僧前來勸說其避難日本，加上京都大學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友人也都來函力勸，遂決定去國東渡。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即在此之前，應內藤湖南等人懇請，羅振玉曾出借300件自藏書畫運往京都展出，如果藉此機會就地售出，即可解決東渡日本的經費問題。1911年11月底，羅振玉攜王國維及女婿劉大紳三家人，由天津乘船至神戶，然後入京都暫居，由此開啟了羅氏長達8年之久的異國寄寓時代。同時也成就了羅氏在甲骨文字、漢晉木簡、敦煌文卷等領域的卓越業績，尤其是領先於世界的以甲骨考古為主的“羅王之學”。
因在京都購地造房和生活、出版所需，形同寓公的羅振玉不得不出手大量自身藏品，尤其是書畫碑帖等文物，《先朝寶翰》即其抵京都後不久出手的書跡墨寶之一。
這件墨寶為廣島富豪久野元吉所得。久野元吉（1875-？）號錦浦，又別署“黃裳簃”，出生於廣島縣三原町一士族家庭。在羅振玉、王國維寄寓京都期間，久野元吉曾任西備銀行總經理，為當地工商界著名人士。
《先朝寶翰》為明代及清初近五十家名人書牘墨跡之整合，其中包括明太祖、宣宗皇帝，以及宋濂、宋克、詹希元、張三丰、沈粲、沈度、楊士奇、周鼎、楊榮、楊溥、李東陽、文徵明、祝允明、沈周、吳寬、方鵬、顧炎武、吳偉業、黃宗羲、黃宗炎、冐襄、宮偉鏐、傅山、龔賢、王原祁、王時敏、王翬、王鑑、吳歷、惲壽平、毛奇齡、姜實節、周亮工等書畫家或官宦文人，因祝允明、王時敏、毛奇齡等人墨跡為兩件或兩件以上，故墨寶總計56件，原裝為一帖，後改裝成三卷。卷首有林則徐“名人墨妙”、何紹基“墨妙亭圖”之題字，並配有黃均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繪《墨妙亭圖》，生動再現了當時顧沅府邸墨妙亭這一真實景觀。
黃均畫《墨妙亭圖》、何紹基題《墨妙亭圖》卷末有李兆洛跋文，以及李佐賢、齊學裘、徐渭仁、馮桂芬等人的同觀記，最後為羅振玉題跋。羅氏跋稱，此墨寶本為蘇州收藏家顧湘舟藝海樓之舊物，因其先後收集到明代名人肖像和書跡數百件，故特地於府邸建“墨妙亭”儲藏之。後顧氏收藏的書籍、字畫等不幸罹災散失，惟書跡偶存人間，部分流入吳雲之手。吳氏死後，羅振玉從其遺族手中購得諸多書畫，《先朝寶翰》即其中之一。此卷後隨羅氏一同渡海至日本，不久即落入久野元吉之手。由此可知這一墨寶流入日本的軌跡。
久野元吉得手後亦仿效顧沅，將墨寶收藏處命名為“墨妙亭”，並請王國維作《墨妙亭記》以記之（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三。另外，該《墨妙亭記》手稿曾出現在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賣會）。同時，羅振玉也特地為久野元吉刻制“黃裳簃”印（邊款“錦浦先生是正，叔言仿漢”）相贈。
王國維書《墨妙亭記》手稿（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賣會圖錄）《先朝寶翰》所收墨跡中，繼明太祖和宣宗皇帝之後，排在第一的是宋濂楷書《送錢君允一還天台詩並序》，字型端莊沉穩，筆法精妙。接著是宋克書錄李白詩《行路難》（前兩首），最後以“克”字落款，鈐“宋仲溫”和“宋克私印”兩方白文印，通篇字型端正優雅，凸現明初正統派書風。除宋克之外，還有“三宋二沈”（宋克、宋遂、宋廣、沈度、沈粲）中的“二沈”書跡，尤其是沈粲書錄《梁武帝草書狀》長卷（計30行），章草體書法十分精妙。
《先朝寶翰》內沈粲書、《先朝寶翰》內宋克書元末明初道士張三丰是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有關其生卒、事蹟等亦是眾說紛紜，難定真偽。其傳世墨跡極為罕見，《先朝寶翰》中收錄其行書墨跡：“囊中九轉丹成，掌內千年桃熟。蓬萊昨夜醉如泥，白雲橫向山中宿。”款識為“三豐遯老醉筆也”。就字跡而言，筆法酣暢淋漓，瀟灑勁逸。
《先朝寶翰》內張三丰書楊士奇、楊榮、楊溥為有明一代功勳卓著的重臣，號稱明代“三楊”，又因居地所處，分別被冠以“西楊”（江西）、“東楊”（福建）和“南楊”（湖北）之稱。三人墨跡聚為一體實屬難得，而《先朝寶翰》就收錄了三人手跡，分別是楊士奇《與靜學齋手札》、楊溥《五古詩》和楊榮《送張宗海歸鄉並引》。藉此可以窺知楊榮等人行楷俱法趙孟之復古書風。
《先朝寶翰》內楊榮書作為明代重臣之一的李東陽在文壇、書壇也都頗具影響。《先朝寶翰》收錄的是其楷書《聯句四首》。從題識可知，為其與朱中孚、楊應寧等幾位友人酬應之作。書跡筆力遒勁，風格清潤瀟灑。
沈周是吳門畫派的開創者，也是元明以來文人畫領域承前啟後的書畫大家。《先朝寶翰》收錄其《贈姚丞》書札，即七言律詩二首，其一是與姚丞《讀遺詔》詩的唱和之作，其二是為知己周鼎（號桐村）所作的輓詩：“周桐村發引，病弗能祖，遙挽一首：藥物兼旬兀病身，挽輀獨後北邙塵。江湖隔眼燈前淚，生死通心夢裡人。古誼高懷留健羨，遒文細字憶精神。他時容展孤墳拜，風雨桐村宿草春。”書札最後題“老友沈周再拜”。從書札墨跡來看，沈周行書明顯吸收了黃庭堅等宋代名家書法特長，而又不失獨自風格，筆力遒勁，自然秀逸。該書札雖未署日期，但從周鼎（1401-1487）生卒年可知，當在1487年，沈周滿60歲時，當時正在病中，以不能前去參加好友周鼎葬禮而痛心不已。《先朝寶翰》中也有一件周鼎書跡，名為《贈秀水令尹文旆詩》，行書瀟灑飄逸。
《先朝寶翰》內沈周書除沈周之外，《先朝寶翰》還收錄了其學生輩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手札墨跡。文徵明書跡是贈元洲禮部《南樓詩》，為其擅長的行書體七言律詩。祝允明則是《與梅南書》和《與禹平書》兩通書札。另外，收錄的吳寬及其侄吳奕的手札對了解和研究“吳門書派”書風及其傳承也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先朝寶翰》中收錄的不獨是書畫家墨跡，且有一些著名學者的手書，其中，作為一代宗師的黃宗羲、顧炎武、傅山等學者即其代表。他們的手書墨跡其價值不僅僅限於書學和書法，而且還在於學術思想。黃宗羲書跡是《贈簮雷詩》，行書體五言絕句。詩曰：“吾處萬山中，瀑布掛窗戶。布算青松間，鏗然嘗夜午。娛耳有天樂，侍側唯雕虎。不嫌景過清，所得豈訓詁。讀書五十年，橫身牛角苦。山居讀書樂，此言不敢吐。乃知才分殊，相去寧百武。贈簮雷道兄。”落款為“姚江八十翁黃宗羲”，鈐“黃宗羲印”（白文）。可知為其年八十之作，其晚年山居讀書之情景和心境躍然紙上。《先朝寶翰》中，還有其弟黃宗炎手札墨跡，為書於“丁巳仲秋”（康熙十六年，1677）的《贈子啟詩》。
《先朝寶翰》內黃宗羲書《先朝寶翰》中，顧炎武書跡題名為《亭林先生致稼堂札》，同時還收錄了顧炎武繼嗣祖父顧紹芾兩通書札。顧炎武成為一代大學者和思想家，與顧紹芾的悉心培養和引導分不開，其祖孫二人墨跡聚為一體，使人能夠一同觀賞，亦可謂快事。
傅山傳世墨跡多為草書或行草書，少有行楷。而《先朝寶翰》收錄的正是其行書五言排律，曰：“夕炤明山館，冰心抱水湄。花神夭措弄，腐貨肯成褫。睡覺千愁擾，皈依一念痴。團瓢尼也得，託缽佛當知。撫此韶華日，還非破衲時。畫眉教姊妹，臨鏡暗參差。地步留微別，風流不久離。字曾零碎識，書許斷連窺。好運三年盼，情人旦暮期。了心無後悔，把滑為渠私。蛺蜨俱飛過，鴛鴦獨立池。今宵同被錦，明日誓披緇。”最後款識為“吾玉說孤庵行逕，代有此豔體”。鈐“傅山之印”（白文）。吾玉，即山西省寧鄉名士王珸，吾玉為其字，入清後隱居柏窊山，精通醫理道術，傅山曾多次前去造訪，並與其交遊或詩文唱和。傅山詩文集《霜紅龕集》中，有《乙卯中秋同王珸、王璟、胡庭、兒眉、孫連蘇遊寧鄉柏窊》《連日與離石王吾玉汎論無題八首書示連蘇》《吾玉說孤庵行徑代有此豔體》《贈西席寧鄉王吾玉紅友孤庵聽吾玉說若人再排斯怨二十六韻》等詩。《先朝寶翰》中的這一墨跡正是其中《吾玉說孤庵行徑代有此豔體》排律，只是個別文字稍有差異。“吾玉說孤庵行逕”中的孤庵，則是王吾玉“紅友”，名為閻雪梅的名妓。傅山排律自注雲：“孤庵，臨縣名妓，閻雪梅字也。初欲披剃為尼，不克，後力蘄從良，事珸不三年，珸歿，自經以殉。嘗見先生手帖一紙雲，近聞孤庵死事，雅為太息者累日，僑人五言長律二首，尚恨知此人不盡。又嘆以彼聰慧志趣，生得其地，視古名媛烈女奚異？”由此可知，這一排律是傅山代友人王珸為殉節的孤庵而作。從字跡來看，字型參差，不拘一格，正體現了其自然率真的性格。
《先朝寶翰》內傅山書另外，明末清初影響較大的詩人吳偉業、宮偉鏐，以及有“明末四公子”之稱的異色文人書畫家冐襄、詩書畫皆精的周亮工等人的書札也均有收錄。
有“四王吳惲”之稱的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吳歷、惲壽平六位清初畫家，又稱“清六家”，他們承繼了“元四家”和明代董其昌以來的文人畫風，被看作是清代正統畫派，在繪畫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其影響深遠。《先朝寶翰》收錄了六人的書札墨跡，其中王時敏書札三通，其他人各一通，由此可大體領略六大畫家的書法風格。除“四王吳惲”之外，還有龔賢、姜實節、宋曹等書畫家的書札。
顧沅入手的《先朝寶翰》上有豐坊、項元汴、朱之赤、陸時化、繆曰藻等名家收藏印，顧氏入手後又鈐有“藝海樓收藏經籍書畫金石記”（朱文）、“藝海樓所藏印”（朱文）、“顧沅所藏”（白文）、“顧沅私印”（白文）、“長洲顧沅湘舟審定”（朱文）、“湘舟心賞”（朱文）、“湘舟所藏”（朱文）、“湘舟”（朱文）等鑑藏印，轉歸吳雲後，又有吳雲“歸安吳氏二百蘭亭齋鑑藏圖書”（朱文）等收藏印，可謂傳承有序的名跡。
《先朝寶翰》無論是在收藏還是在學術層面，都有很高的價值，尤其是對書法演變、學術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李兆洛在跋文中也曾提及，“湘舟顧君集有明一代之書牘墨跡合為冊，通三百年，凡五百輩，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聲名赫奕者，藉以想見丰采；傳流寥落者，藉以表見姓名。不務鑑賞之能，但加甄錄；不加甲乙之品，自得風流。豈惟朽骨盡蒙榮造，亦使僦目皆得發矇。一朝風氣之所趨，與其隨時變轉之跡，徵而求之，風會大概可見焉。夫《法書要錄》《金薤琳琅》《書畫舫》之類，收儲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畫之工拙，計傳流之遠近，則猶是骨董伎倆耳。何如此搜葺一代，得其通變之理，以為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
不過，後來久野元吉又介博文堂將此墨寶轉售給上野理一（1848-1919），時間約在1916年初。內藤湖南同年1月19日致上野氏書簡提到，“據博文堂言，君欲購墨妙亭舊藏明清名人書冊。該帖為小生所見同類品中最精良者。其書法之妙，及作為歷史參考品之價值，均遠在犬養氏舊藏明賢尺牘之上。特別是明太祖、宣宗名臣三楊之墨跡、宋景濂小楷書（是殊妙絕）、三豐道人書、顧炎武、黃宗羲二大學者及四王吳惲之書（其中黃氏書此外殆不可見、吳歷致王石谷尺牘實知其為天主教徒之確證，堪稱最珍者）等自不待言。即便是極普通之祝枝山、文徵明、沈石田書，亦遠比他處所見者優，特於祝枝山尺牘，可稱所有祝書中第一。祈購下。將來作為各方面之參考，小生亦可大得裨益。”並同封附有對部分書家或舊藏者之說明（內藤湖南1916年1月9日致上野理一氏書簡，《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函中“犬養氏舊藏明賢尺牘”，是指犬養毅於1913年游上海時購回的明代名人書札，後精選出數十件，以《明賢尺牘》之名影印出版，羅振玉特為此題“明賢尺牘”四大字。另外，從這封私信，我們也不難想像，當時在如同顧問的內藤湖南指導下，上野理一是如何不斷從羅振玉處獲得其藏品，並逐漸形成其獨特的“上野有竹齋中國書畫收藏”（簡稱“上野特藏”，可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編《上野有竹齋蒐集中國書畫圖錄》）的。上野理一死後，經由其嗣子上野精一之手，該“上野特藏”中的豐富藏品捐贈給了京都國立博物館。因此，其中的《先朝寶翰》也一直藏於該館。
朝日新聞社社長兼收藏家上野理一寄寓京都期間，羅振玉與王國維除互相勉勵或合作，在諸多學術領域取得驚人業績之外，還在金石書畫鑑賞和傳播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當然，出售金石書畫本身，不禁令人扼腕）。就《先朝寶翰》輾轉流入日本藏家之手來看，二人通力合作，或撰文（王撰《墨妙亭記》），或刻印（羅刻“黃裳簃”印），猶如上演學術式雙簧，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如此，不僅給書畫本身增添了附加價值，而且也對“傳古”志業不無補益。（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