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後代都在哪裡
科舉制度自隋煬帝設立之初到清代末年廢除之時，
已經存在一千三百餘年
，其常見科目有常科與制科。
常科作為常設科目跟隨科舉制度一直存在，而制科作為因需要而臨時由統治者所設定的科目，並不是一直存在。
它只在唐朝時較為流行，而到了宋朝便開始逐漸衰弱，
元明時期乾脆廢除了制科，一直到清朝才又恢復了制科。
清代的制科大致有這樣幾類：博學鴻儒科、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保舉經學和巡幸召試。
而其中保舉經學不像其他各科
，它只在乾隆年間舉行一次，取中者更是隻有四位，但也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保舉經學”設立之背景
清軍入主中原後，清朝一直以來都是推崇儒學、尊崇孔子，
將儒學作為治國方針，尤其是在乾隆時期最為突出。
順治年間，統治者要求“國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設立學宮，令士子讀書，各治一經。”同時強調：“臣子致君，經術為本。”
於是又命人編纂了《御注孝經》《易經通注》。
到了康熙時期，康熙帝不僅尊崇孔子儒學，而且追求程朱理學，並且還將程朱理學作為清朝的官方哲學，把李光地、魏裔介、湯斌、熊賜履等講求理學的官員提拔上來，居於朝堂之上。
同時又編纂、頒發儒學書籍，“御纂”“欽定”各種四書、五經講本、解義十餘種。雍正則很好地繼承了其父的政策，將“崇儒重道、尊崇理學”發揚得更好。
而乾隆時期則更加地注重經學，
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褒獎留心經學者。乾隆元年禮部尚書楊名時奏請舉薦進士莊亨陽、拔貢生官獻瑤、舉人潘永季等七人，皆留心經學，可備錄用。
因楊名時管國子監事務，遂命莊亨陽等七人，用為國子監屬員，
聽楊名時分委辦事。
二是命廣佈御纂經書。康熙時所御纂的各類經書，在各省都有刻板，但印刷的人卻寥寥無幾。只是因為申請印刷流程煩瑣，且“一生所請不過一部”，而印刷的部門也不會為了一部書而特意“發板開刷”。
於是在乾隆元年，高宗下詔
：“著直省撫藩諸臣，加意招募坊賈人等，聽其刷印，通行鬻賣，嚴禁胥吏阻撓需索之弊。但使坊賈皆樂於刷印，斯士子皆易於購買。庶幾家傳戶誦，足以大廣厥傳。”
三是鼓勵童生、生員誦讀儒經。乾隆元年，高宗下詔諭：“各省學政要宣揚聖教，以立士子根底。”
在科歲考試時，
若生員與童生中有“誦讀御纂諸經者”
，不管是專注於一經，或是兼顧幾經，都統計在冊並上報。
等到考試文藝之後，
學政就在四經中斟酌，抽查考校
，如果回答得沒有太大的問題，且“所試文稍平順”，就讓童生即予入泮，生員即予補廩，以示鼓勵。
四是訓士子留心經學，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乾隆三年頒佈詔諭：“士人以品行為先，學問以經義為重。故土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
要求士子能鑽研一經，掌握一經的深度與底蘊，這樣所作文辭便能
“自然醇正典雅”。
五是士子不得只專一經，鄉會試五經輪試。一開始士子都是專注一經，同時在考試時也是考這一經的題目。
但後來在乾隆五十二年有大學士奏請將鄉會試二場，改為考五經，五經輪流分試。乾隆帝認為這一建議非常可取，於是便改為了五經輪試。
六是徵集整理典籍文獻。乾隆年間可以說是各類典籍的成長搖籃，
乾隆帝多次下諭令前往全國各地搜訪遺書典籍共達一萬三千餘種
，其中不乏成就內聖外王之學的經史著作，其中《四庫全書》更是彙集古代文化遺產經部為首的鉅作。
於是，在這樣注重經學的情況下，“保舉經學”便孕育而生。
二、“保舉經學”的設立
“保舉經學”最初設立於乾隆十四年十一月
，止於乾隆十六年八月，前後用時兩年。
1、第一道諭旨
最初，乾隆十四年十一月高宗下旨，命內外大臣精心選出潛心經學之人，其諭旨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說明了選舉淹通經術之士的緣由。
在聖賢之學中，行動為本，文辭為末
。而在文辭中，經術又是作為根底，辭章作為枝葉，崇尚經術之事事關世道人心。
如今研究儒學經典的不在少數，但在翰林院中，則多是辭章之士，少有通經術者。所以想要在社會上進行遴選，予以甄拔。
其二是遴選的步驟與原則。眾所周知，朝廷內有大學士九卿，外有督撫，但不拘身份，舉凡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只要凡潛心經學者，均應遴訪。
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精選毋濫。
聖旨已釋出，問題也顯現出來，首先保舉經學的人員要如何考試？其次如果出現了濫舉又該如何懲處？
最後如果是已經過世之人但其經書仍流傳又該如何？
為了解決問題，同時又能不落入科場取士的俗套之中，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最終給出的辦法是：被舉薦者都統一由大學士九卿再行共同核定，核定完畢再請旨到京城來面聖，由皇上直接“臨試”，“庶得實學宿儒”。
遴選開始之後，由於大學士九卿所舉之人數量較多，
於是乾隆又命吏部對大學士九卿和督撫所保舉之人進行核定
，對保舉不實的官員進行議處。
而已經亡故的經學之士，御史大人奏稱可以“請敕天下內外大臣細加搜訪，上其遺書。果能斟酌群言，闡明奧旨者，量予旌獎。其書藏諸秘府，以為績學之勸。”
2、第二道諭旨
到了乾隆十六年五月，各地的舉薦之事已經告一段落，被舉薦者原本應該前往京城候試，但實際上到的人卻寥寥無幾，
於是乾隆帝又降一諭。
這次的諭旨同樣也說了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說明了選拔目的。
重申了第一道諭旨中的話，“保舉經學”科的遴選是為了選取經明行修、淹洽純正之士，而不是工射策、廣記問、文藻辭章華美以充翰林之才者；也不是欲授以政事責其當官任職者。
二是決定不再考試。因為考慮到經學研究本就難以考核，如果又遇上了偏題，很可能會有損選舉者的名望，
因此就不再拘泥於考試。
但為了遴選真正的經學之士，乾隆帝還是命大學士九卿把如今被舉薦的人再一次進行了核實，確認是名實相符、眾所共信的人，就不再需要考試了。
雖然說是不考了，但乾隆帝還是放心不下，決定親自看看被薦舉者的著述之後再做定奪。
最後，內閣等衙門在被薦舉的數十人裡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後，選了四人，
分別是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
3、第三道諭旨
乾隆帝在看到最終候選名單後，又下一旨，表示要親自引見，並觀其著述，
如果實在是年邁者可以不用來京，其著述由督撫取來呈上。
最終，吳鼎與梁錫璵帶書面聖，以國子監司業用，各賞紗一匹；陳祖範、顧棟高年力老邁不能來京，俱著賞給國子監司業街，以為績學之勸，所有著述瀏覽。
後來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微服私訪江南時見了顧棟高，看到其耄耋之年，經術精湛，於是又恩賜以國子監祭酒街，
賜書“傳經耆碩”額，以示獎勵實學之意。
三、“保舉經學”之取中與意義
乾隆十四、十五年間舉行的經學制科，召集了內外大臣薦舉四十餘人，但最終只有四人取士，可見其四人也是實至名歸、名實相符。
1、取中之人
在《清史稿》中曰：大學士張廷玉、尚書王安國、侍郎歸宣光舉薦江南舉人陳祖範；尚書汪由敦舉薦江南舉人吳鼎；
侍郎錢陳群舉山西舉人梁錫璵
；大理寺卿鄒一桂舉薦顧棟高。此四人，論者謂名實允孚焉。
2、歷史意義
“保舉經學”雖只歷時兩年，遴選一屆，取中四人，但其歷史意義較為深遠。一是保舉經學促進了學風的轉變，
開啟了乾隆、嘉慶的漢學之端緒。
清代統治者們雖然都注重儒家經典，但所倡導的研究儒經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卻到乾隆年間才發生了鉅變，那就是宋學衰落，漢學興起。
一開始乾隆皇帝還是非常推崇程朱理學的，但後來他發現程朱理學並不利於清王朝的統治與鞏固，於是越來越對其感到不滿。
之後理學的衰落使得考據學漸漸風靡
，它是以考經為主的一種儒學發展，因尊東漢之學，故稱漢學，於是便有了“保舉經學”，並深刻地影響著後世乾嘉漢學的發展。
二是保舉經學促進了國史館對列傳的修訂，“儒林傳”的確立。
乾隆三十年九月，君主下旨開國史館，重修原撰之列傳。
但當時的特派大臣商討後決定以官階為標準分立表傳，卻被乾隆帝當即駁回，並稱：“列傳體例，應以人而不依官階定取捨，儒林亦當立傳，
顧棟高輩不能湮沒無聞。”
於是顧棟高等一批爵秩品位不高但經明學粹之士，得以入“儒林傳”，其中“保舉經學”的作用不可忽視。
小結
清代的“保舉經學”是在乾隆帝尊崇儒學的歷史背景下開設的
，它自乾隆十四年開始到乾隆十六年結束，共歷時兩年，其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問題，但都很好地得到地得到了解決，併成功取中四人，乃眾望所歸、名實相符的明經行修之士。
“保舉經學”雖只舉行一次，但對清代學術之風的轉變以及“儒林傳”的確立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宋元強：《乾隆朝“保舉經學”考述》
2、百度百科：清代科舉制度、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