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漢所討論的領土問題實際是什麼
馬漢的史料運用缺乏嚴謹性，主要是由於他治史帶有過強的功利性所造成的。羅伯特西格認為，由於抱有神定命運觀，馬漢還創造了一種被稱為類舉法的歷史研究方法。
為了解決如何將這一種概念，應用到實際的歷史寫作中去，進一步揭示這種思想的存在，它的重要和崇高，馬漢發展了一種他稱之為“類舉法”的研究方法論。
這種方法主要是精心蒐集和篩選歷史事實，然後應用所選擇的事實來說明一些事件，這些事件則可證明海上力量對歷史的影響。這種類舉法實際上也是馬漢功利主義史學觀的體現。
馬漢所撰寫的納爾遜傳記，是他的史料徵訂工作最完善、最盡心的一部史著。馬漢改進了他的類舉法。
然而歷史中的諸多事件，往往都是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的，歷史的發展，是有多種因素推動的結果。馬漢以功利性的目的，用類舉法篩選歷史，把許多與海權無關的歷史剔除出去，造成了他對歷史解讀的片面性。
對於古代的海權問題，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僅憑有限的史料，做出了片面的判斷。他認為迦太基如果控制了海洋，漢尼拔就能從海路入侵，在義大利作戰期間，他還可以得到海陸的充足補給，因而海權是決定布匿戰爭勝負的一個關鍵因素。
馬漢的這些假設都是基於蒙森的《羅馬史》，然而馬漢的這些估計，都是對蒙森所做的羅馬史研究的斷章取義。我們可以依據蒙森的研究，來指出馬漢這種對歷史判斷的片面性：
其一，羅馬戰勝迦太基不僅僅是由於海權的因素。在第一次布匿戰爭開始時，迦太基是享有海權優勢的，而羅馬卻處於劣勢。
然而戰爭的結局是羅馬戰勝了迦太基，究其原因不能僅僅歸因於海權，實際上迦太基是商業寡頭政權，其種族的腓尼基人性質，也使他們熱衷於航海和貿易。
兩國的差異還體現在精神因素上，迦太基缺少貫徹戰爭到底的決心，其軍隊往往依靠非本國公民組成的僱傭軍，羅馬人則敢打敢拼，不畏流血犧牲、不懼戰場捐軀，堅決的貫徹作戰方針。馬漢透過篩選排除了這一因素，只是放大了海權在其中的作用。
其二，海權在這段歷史中是一個變動的、內涵豐富的因素，而馬漢卻使海權成為了一個固定的因素，僅僅篩選出其中的軍事因素。迦太基海軍與羅馬海軍的爭奪反反覆覆，羅馬奪取制海權的過程也是充滿了曲折；迦太基即使喪失制海權，但仍然依靠他們的商業天賦屢次復興。
因此
絕不能
無端地定義為迦太基，喪失了制海權就是喪失了海權，羅馬也不能說是掌握了海權。況且海上情況經歷了一個制海權，由迦太基之手轉入羅馬之手的過程，既然馬漢假定如果制海權在迦太基之手，他們就能一成不變的保持這種制海權嗎？馬漢對歷史的假設，是建立在海權這一歷史因素、恆定不變的錯誤假設之上。
馬漢更嚴重的錯誤，是他誇大海權在反對拿破崙的鬥爭中，所起到的作用，對許多顯而易見的事實採取了淡化處理，違背了歷史學力求接近真實的原則。實際上，拿破崙戰爭中許多事實已經表明了，海權絕不像馬漢所宣揚的那樣重要。
馬漢刻意淡化了俄羅斯等歐陸陸權，在瓦解拿破崙帝國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片面地把這一時代歐洲的國際政治史和戰爭史，描繪為一部法國與英國海權鬥爭的歷史。
一個史實是，在提爾西特合約前，擋在拿破崙面前的障礙是普魯士、俄國、奧地利等歐洲陸軍大國，如果不是俄奧同盟的威脅，拿破崙是不可能放棄征服英國的計劃，去打
奧斯特利茨
戰役。
而馬漢卻在論證中，用大量的筆墨論證到，是英國海軍的嚴密佈防和法國海軍的糟糕表現，促使拿破崙徹底放棄了入侵英國的計劃，當維爾納夫踏上他前往特拉爾法加的失敗之途時，馬漢寫到“就這樣，拿破崙為入侵英格蘭的計劃投入的全部努力，和準備徹底付諸東流。”
對俄奧同盟將拿破崙的注意力吸引過去的事實，他只是一帶而過，而在之後的戰役中，俄奧兩國一直在與法國的強大陸權正面較量，艾勞和弗蘭德斯的血流成河，是對拿破崙力量的直接打擊。
此後法國與奧地利連綿不斷的戰鬥、徵俄，都是促使拿破崙帝國崩潰的直接因素，馬漢對此都是一帶而過，而大談特談海權作為間接因素，對拿破崙失敗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
馬漢沒有很好的兼顧1793至1812年的，法國國內的政治史和社會史，誇大了外交史和戰爭史的分量，片面地把海權作為一種，決定法國國運的內外因素。馬漢提到最多的法國國內狀況，就是革命對法國海軍軍官團所造成的衝擊，這點與海權是息息相關的，至於法國其他的國內情況，馬漢隻字未提，彷彿法蘭西就是被海權所絞殺的。
而史實是拿破崙帝國的內部也在分崩離析，塔列朗這樣的政治投機家正盤算著背叛，有的元帥不是腐化墮落，就是和皇帝貌合神離，人民也不都是全心擁護拿破崙的，而馬漢對這些內部因素視而不見。
固然，馬漢歷史研究的主題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因此，花絕大部分篇幅來討論海權的作用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非海權的因素作為次要部分，即使無法兼顧，也至少不可不提，但是馬漢完全篤信海權的作用，通篇圍繞海權來展開，非海權的因素被淡化到可有可無的境地。
史料只要能證明其海權理論合理的就予以採納，把史料的引證建立在軍事理論的論證上，而不是治史的嚴謹性上。在19世紀後半頁，史學科學化的大環境下，馬漢的治史態度很難說是嚴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