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功郎是什麼意思
南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年）發生過這麼一檔子事兒：
時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1】的張演（一作張縯），與時任“潼川府路安撫使”的王勳是（同一個州的）同鄉。張演為了兒子張紹曾（時任“監利州贍軍酒庫”）由選人改京官【2】的事情，曾幾次懇求王勳提供一份“舉削”（推薦書）。王勳一直都沒有答應。
剛巧，王勳的兒子王駒（時任“漢州什邡縣丞”）也要由選人改京官，王勳為此求到了時任“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3】的傅伯成那裡。傅伯成表示：他手裡剩下的一份“舉削”，已經答應時任“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4】的陳曄，給“利州張監庫”了。倘若王勳能代替他舉薦此人，那他就可以舉薦王勳兒子了。
王勳一聽就樂了——“利州張監庫”，可不就是張演的兒子張紹曾麼？這一舉兩得啊，自己兒子和張演兒子各能得到一份“舉削”，張演求上門的事情也算搞定了。於是他一邊讓部下草擬薦書，一邊立刻通知了張演。
然後，事情壞了。王勳發現，傅伯成所說的“利州張監庫”，根本不是時任“監利州贍軍酒庫”的張紹曾（張演兒子），而是時任“監利州大軍庫”【5】的張燦。於是只得緊急修改薦書。
而等張演得知此事後，認為王勳這是在“玩兒”他，極度失望之下，兩人就此結怨。
【注1：梓州路，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改稱潼川府路。其轄境大致包括今四川省東部、重慶市西部，及雲南省北部部分地區。南宋時，潼川府路轉運使司，一般不任命轉運使、副使，而以轉運判官為長官。】
【注2：有關宋代選人“改京官”，可參見《宋代“選人”的“改官”辦法（上）》 《宋代“選人”的“改官”辦法（下）》 二文。】
【注3：益州路，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稱成都府路。其轄境大致包括今四川省成都市、資陽市、樂山市等成都平原及周邊山陵地區。“提點某路刑獄公事”，即該路提點刑獄司長官，也就是俗稱的“提刑官”。】
【注4：南宋時設有淮東、淮西、湖廣、四川這四個“總領”。他們以各自下轄數路的財賦，負責支應轄區內“御前駐紮諸軍”的錢糧、補給，並監視這些部隊。四川總領，即“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掌有“川陝四路”的財賦。】
【注5：“監利州贍軍酒庫”與“監利州大軍庫”，都是隸屬於“四川總領所”（四川總領的衙門）的“監當官”。】
南宋孝宗朝以後的“川陝四路”——利州路、夔州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
此事記載於《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即《兩朝綱目備要》），除了反映出獲取“舉削”（推薦書）之難，更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宋代選人（幕職州縣官）“薦舉改官”最主要的弊端——
有背景、有關係的少數選人，可以透過關係網裡的種種利益交換，或快或慢地積累足夠多的“舉削”；
而缺乏背景、關係的選人（亦即大多數選人），則往往歷經幾十年，都難以“五削圓滿”（即湊齊五份“舉削”）、脫離“選海”。
畢竟，連兩宋時那些“一時之名臣”，也難免四處為子侄輩求取薦書的“宿命”。
以南宋名臣楊萬里為例：
楊萬里的《誠齋集》裡，約收錄了351封書信。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其為了幫助子侄輩由選人改京官，而寫的“求薦”或“謝薦”書信。而光為了其長子楊長孺湊五份“舉削”，楊萬里就寫了20多封“求薦信”。
但楊萬里的“求薦”，至少還停留在“人情請託”“利益權衡”的層面。更加赤裸裸的交易，在宋代亦不少見——
例如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明碼標價【6】的薦書買賣，已成了“眾人皆知的秘密”。
又如孝宗淳熙二、三年（1175年-1176年）間，時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等事”的胡儔，竟指使下屬為他買妾，以換取他所提供的一份薦書。
【注6：當時的價格，有300貫一份薦書的，亦有500-600貫一份薦書的。而文臣寄祿官（階官）最高一階“開府儀同三司”的基本工資，每月也就100貫（這還得經過省陌和折變……當然了，到了這個級別，基本工資反倒是合法收入中的小頭了）。至於選人裡的“迪功郎”（即改制前的“判司簿尉”階），每月基本工資才12貫。】
這也就難怪南宋人會認為“寒士改官，視為再第”了。
何況，於普通選人而言，這“再第”可比“（進士）及第”難多了。
考進士，除了必須擁有（自家的，抑或他人支援的）一定財力，來保證自己可以維持正常的脫產學習生活外，主要就是自身的努力與運氣了。
而改官所需的背景和人脈關係【7】，則基本有賴於選人的父祖輩，也就是所謂的“拼爹”了。
【注7：通常情況下，倘使有錢而人脈關係不足，就算想花費鉅款以購買薦書，都可能不得其門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