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裝心用什麼
五秩風華
千秋聖蹟
涇川，古稱涇州，位於絲路要衝、涇河上游，自古便是關中門戶。宋朝陶谷評價涇州：
“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墜。”
清代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也評價涇州：
“外阻河朔，內當隴口，襟帶秦涼，擁衛畿輔，關中安定，此之系也。”
由於隴山、關山、秦嶺等山脈阻隔，從秦漢始，西部民族進攻長安，很少從天水直入寶雞，走渭河川一線東取關中，而多從河西、內蒙古、寧夏進入隴東後，以涇州為據點圖謀帝都。涇州為長安以西第一衝要，涇州穩而天下定，故自漢以來直至元代，“恆為重鎮”，有“安定”之名，歷朝都命重臣鎮守。
除了軍事重鎮，涇川更是絲路佛教文化樞紐。
千百年來，佛法東傳、西去取經，都要往來跋涉於絲綢之路。涇川作為東越隴山進入陝西的關隴要塞和直入西安的咽喉之地，也是西出長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鎮。從前秦置雍州，北魏置涇州，至隋唐北宋的安定郡或涇州，一直都是地方最高行政治所和西部軍事屯御要地，更是佛教東傳西去、僧侶往來雲集的繁盛交融之區。
隋文帝擇涇州建舍利塔，武則天敕涇州建大雲寺，足見這座古城對於隋唐帝國的重要意義。
公元706年，唐中宗李顯改大雲寺為龍興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涇州龍興寺瘞埋“諸佛舍利二千餘粒並佛牙佛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敕建解脫禪院（即水泉寺）。
元明時期，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鐵木耳、明孝宗朱祐樘先後敕賜華嚴海印水泉禪寺，現存碑刻；元貞元年（1295年）《敕賜華嚴海印水泉禪寺記並序》碑文載，水泉寺“度門弟子三千有餘”。清代《涇川直隸州地理調查表》等文獻載，全縣共有佛寺、庵153座······
所有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涇川佛教文化的繁榮盛況。
無論是在涇川“百里石窟長廊”開窟禪修，在南石窟寺禮佛造像，還是東去長安弘法、跋涉中原傳法、西遊天竺取經，眾多僧侶紛紛匯聚於此、共襄佛事，成就了涇川作為絲路佛教文化之都的千秋風華。
舍利，梵語音譯，意為骨身或遺骨。相傳是由佛教始祖釋迦牟尼起才有的，釋迦牟尼圓寂火化後，在骨灰中發現了許多五彩晶瑩、堅如玉石的珠狀物，尊稱為舍利。
佛家有云，舍利是透過戒、定、慧的修持，加上自身大願力而所得，非常稀有寶貴。佛陀之後，一般只有持戒嚴謹、修行卓著的高僧大德才會有。如中國的六祖惠能，近代的弘一、印光、太虛、章嘉等大師，往生後都留下了相當數量的舍利。有的舍利硬度極高，用鐵錘敲砸絲毫無損。
提到佛舍利，最為人們熟知的，或許是1987年陝西寶雞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佛祖指骨舍利，這也奠定了其在世界佛寺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發現最早、數量最多的佛舍利，並非他處，正是在陝甘交界、涇河流域的甘肅平涼市東部縣城——涇川。
如果乘車從涇川縣城西經過，就會看到涇河北岸聳立的七層唐塔建築，這就是著名的涇川大雲寺。
從1964年到2013年，大雲寺方圓不到一華里的範圍，作為中國唯一半個世紀3次出土佛舍利之地，數量之大，規格之高，全國絕無僅有，世界上也非常少見，被譽為“華夏佛寶聖地”“世界佛舍利供養研究中心”。
1964：初現驚世
1964年12月下旬，涇川城關公社水泉寺大隊賈家村的社員們，正在涇河北岸平田整地。突然，有人驚異發現地裡似乎埋著什麼東西。經過仔細清理，發現了沉睡千百年的地宮，出土了一個四周刻有纏枝蓮紋的長方形青色石函。
石函長50。5釐米，寬49。5釐米，高42。5釐米，中間刻有“大周涇州大雲寺舍利之函總一十四粒”16個陽文隸體字。石函從右邊起，刻有楷書一千多字的“朝散大夫行司馬孟詵撰涇州大雲寺舍利石函銘並序”。
當小心翼翼的開啟石函，令人驚奇的是，石函很像現在的俄羅斯套娃，重重相套。裡面有鎏金銅匣1具，內裝銀槨1具，槨內又有1具金棺，棺裡又裝有1只晶瑩剔透的琉璃瓶，瓶內含豆大的白色晶體十四粒——正是14粒佛舍利，五重套函，可謂精美奇絕。
據銘文和文獻記載，仁壽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詔在全國30個州興建舍利塔，14枚佛祖真身舍利被高僧護送到古涇州（今平涼市涇川縣），在大興國寺興建舍利塔和地宮，安奉於地宮之中。
唐時，女皇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
在男尊女卑的時代，武則天稱帝受到強烈反對和阻撓。武則天對以女性經變故事為主題的《大雲經》極為崇敬——《大雲經》是大乘佛教的一部經典，全稱《大方等大雲經》，介紹了淨光天女、黑河女、谷熟誠王之女是菩薩轉身做了國王的經變故事。既然佛祖認可女性可以主天下，並寫入佛經，那麼武則天稱帝也就是天經地義的。遂將其頒行天下，以其為自己女身稱帝作辯。公元690年，敕令兩京（長安、洛陽）和諸州各建一座大雲寺，珍藏《大雲經》，並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講經佈道。
涇州大雲寺，正是在隋代大興國寺原址興建的皇家寺院，由技藝精湛的工匠擇上好材料，專為佛祖舍利打造了精美絕倫的金棺銀槨銅匣之器，最後用琉璃瓶盛裝，由武則天敕令重新隆重瘞藏，建塔以供。
這些舍利早在隋唐之時，便已是名動天下、光耀四海的國之重寶。
1964年佛祖舍利驚現於世，立即轟動海內外，被稱為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1971年，郭沫若親自鑑定了已經調至甘肅省博物館珍藏的金棺銀槨和佛骨舍利，給予高度評價：“舍利石函，貴在石函！”五重套函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稱：涇州大雲寺地宮和舍利石函中的金棺銀槨，最早將中國傳統棺槨葬制引入佛教，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瘞埋制度上的劃時代變革，是佛教漢化的標誌，在佛教考古學上具有斷代意義。
1969：再現傾城
僅僅過了5年，祥瑞再臨涇土大地。
1969年冬，幾乎在之前發現舍利的原址，發現了一個刻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樣的長方形石函，石函長67。5釐米，函體正面陰刻楷書銘文104字，落款“大周天和二年歲次丁亥八月庚子五月二十三日壬戊”。
函內建大銅函，銅函內乘小鎏金銅函，其內裝琉璃瓶，瓶中裝有32粒舍利。
據石函銘文介紹，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涇州寶寧寺和尚慧明為佛祖造像時，將佛像和舍利一起供養安奉，以求“合國黎庶俱登正覺”之願。
2005年3月，苗木基地施工時在發現石函原址上又出土了高1。8米的北周早期立式石雕佛像。佛像的出土和石函銘文記載相符，也印證判定了這批出土的32粒舍利為北周早期，將古涇州舍利供養史提前推至北周早期。
為了讓千年大雲寺重現世人，再現佛教文化在涇川的輝煌歷史，2007年在古涇州大雲寺遺址上，修建了大雲寺博物館，用於承載大雲寺佛教文化遺產，這也是目前甘肅境內最大的仿唐風格建築群。
2013：三現傾國
涇州寶地，福瑞綿長。
2012年12月31日，在復建的大雲寺東牆外修路時，發現了兩處佛像窖藏。出土上至北魏、下至唐宋，時間跨度近600年，共270餘尊佛像。這些佛像造型精美、風格多樣，對研究北魏至宋代佛教造像藝術在涇川的演變提供了豐富史據。
2013年1月，在佛像窖藏旁發現了宋代龍興寺（與隋大興國寺、唐大雲寺一脈相承）地宮1處，第三次出土當時僧人蒐集供養的佛牙佛骨和諸佛舍利2000餘粒。這也被認為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大考古發現”，百姓也紛紛讚譽“西有敦煌莫高窟，東有涇川大雲寺”。
一個地方能發現佛舍利已屬罕見，而在涇川縣，從1964年到2013年，短短49年間，3次出土佛舍利及佛教文物，聖蹟無雙。而且更讓人歎為觀止的是，這三批舍利的發現地，都在同一區域。
著名學者樓宇烈對此高度評價“在全國是沒有的，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見的。”
這絕對是世界佛教史上絕無僅有的人間奇蹟！
據銘文記載，這次發現的佛舍利埋藏於宋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1000多年前關於這些舍利的又一斑斕畫卷徐徐展開。
宋代涇州龍興寺僧人智明、雲江二人為重振寺廟、再興佛光，便雲遊化緣，尋訪佛骨舍利，安奉寺中讓信眾瞻禮供養。
據其師父講述，佛陀滅度後舍利分為八斛四鬥，散於各處供養。他們風餐露宿、風塵僕僕，足跡遍佈廣大村落、城鎮和寺廟之間。一路廣施善行，接濟貧民，舉行祈福超度法會，獲得了眾多信眾和百姓的支援。
歷經20多年艱辛，他們迎奉的舍利達到二千多顆，也積獲了不菲的善款。於是他們重修寺院，又興香火，整個佛寺煥然一新。
一天，正在禪修的雲江和智明眼前一亮，原來是供養在佛像前寶瓶中的舍利綻放異彩，閃爍著聖潔的光芒。他們頓悟只有將舍利莊嚴安奉，方可長存人間、萬世供養。於是便準備將舍利安奉在寺內曼殊院文殊菩薩殿內，但瑞行未盡，雲江已安然圓寂。
公元1013年農曆五月十二日，他將舍利分成六份，乘裝於不同的琉璃瓶中，把琉璃瓶放入匣中，再把佛骨、佛牙用鎮寺綴金袈裟包裹，並請來主理涇州佛事的僧正惠照大師、高僧義英，以及為此事傾盡心血的比丘義演、撰寫銘文的義梃、助緣俗家弟子陶知福等僧眾，合力將佛骨舍利安奉於地宮之中。
600多年時光飛逝，洪武年間，一場洪水損毀了涇州城。州城之後遷至南岸，原龍興寺址也變成了普通無奇的耕田。
直到2013年佛寶舍利橫空驚世而現，應驗了民間關於佛舍利“千年一現”的傳聞。
2013年6月19日（農曆五月十二），涇川大雲寺隆重舉行了大雲寺落成暨佛舍利安奉法會，實現了大雲寺對外開放；2015年8月28日，涇川又一次舉行重大儀式，將在甘肅省博物館珍藏的武則天周代大雲寺14粒佛祖真身舍利中的4粒，迎回寺中莊嚴安奉。
千百年來，禪杖駝鈴，梵音道法，佛韻悠揚，文明賡續。
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曇摩蜜多等東來，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西去，東西方高僧行者在涇州相互禮拜，在涇水比鄰而居。
正如那條凝重流緩的涇河，當年應該有著不亞於印度恆河的鼎興盛況。每當夜臨，誦經聲隨同夜風在河谷間飄逸，法相莊嚴、生生不息······
參考資料
1。《涇川文史資料選輯》（2012年11月8日載於《中國檔案報》）
2。李世恩主編《西北望崆峒》（2015年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3。《中國國家地理》（201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