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明白了什麼道理
曾國藩認為自己從小就比別人愚鈍，他的成功完全離不開自己的努力和堅持。梁啟超曾這樣評價曾國藩：“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當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
其實曾國藩並不愚鈍，甚至被稱為“才高八斗”。他的鈍拙其實是一種收斂，一種力量，一種大智若愚。
深藏不露，以退為進
年少的曾國藩就有著非常好的道德修養，他從來都不會因一語不合就同別人大動干戈，他常常表現出來的是難得隱忍和穩重。
讀書的時候，他有一位性情暴躁的同學，看他不順眼，老愛挑刺，有一天，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他認為擋住了他的光錢。叫曾國藩趕快挪開，曾國藩就把桌子移開了。
曾國藩晚上點燈用功讀書，那個同學又嫌噪人，曾國藩又改為默讀。
曾國藩中了舉人後，那個同學又說是曾國藩搶了他的風水。別的同學都替曾國藩叫屈，可曾國藩卻和顏悅色，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
曾國藩的低調讓那同學的重拳如同擊在棉花上，沒有著力點，所以一點都傷害不了他。
曾國藩從小就有遠大志向，所以當他的實力遠遠不足時，他就是不斷地積蓄力量。
後來曾國藩步入官場，明槍暗箭隨時都會出現，他為了保護好自己，學會了低調，深藏不露。
曾國藩一生低調行事，他很懂得妥協退讓之道，在危機關鍵時刻，他都會適時做出退讓，並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機會。這一進退之策，幫助他多次化險為夷，併成功地實現戰略反擊。
曾國藩帶領的湘軍曾為朝廷立下赫赫戰功，隨著名氣越大，他也成為了朝廷的心病，他位高權重，擁兵數十萬，使皇權受到了威脅。所以他也受到了朝廷的排擠和多方阻撓。
但信奉忠誠的曾國藩沒有絲毫委屈，他想為自己爭口氣。於是他採取了以屈求伸、以退為進的萬全之策。
1。為了消除朝廷的戒備之心，他對各種打壓、排擠都表現出了恭順的態度，把所有的委屈都吞進了肚子裡，讓人看到的始終是一張笑臉，他知道自己只能以退為進，蓄備反攻之勢。
2。他從穩定湘軍內部入手。由於湘軍的主要頭目幾乎都是同鄉、同窗、師生及親朋故舊等建立起更為複雜的社會關係。這種鐵板釘的關係，朝廷是不敢輕易下手的。
3。他虛張聲勢。湘軍自稱不會公開攻擊朝廷，但對朝廷所重用的頑固派官僚，他們卻肆無忌憚地予以貶抑。另外，他們開始“自我吹捧”，為自己爭取主動權，即使朝廷怪罪下來，也能以“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為藉口，巧妙地搪塞過去。
5。他想攬到地方實權。於是讓其部下造言“滌公未出，湘楚諸軍如嬰兒之離慈母”，絕不服從其他任何人的指揮排程。
咸豐十年（1860）春，太平軍攻破清軍江南大營。胡林翼抓住時機大造輿論：“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
他又設法利用郭嵩燾等人打通權臣肅順的關節，曾國藩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智謀，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兩江總督。
屈伸有度，永保低調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要想做大事，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把握時機以及進退的明辨能力。
曾國藩曾打算打造一支訓練有素的水陸兩軍的隊伍，再出省去與太平軍抗衡。
正規軍的連連敗退令朝廷不再抱有希望，還是將希望寄託在曾國藩身上，發來徵調諭旨，要曾國藩出兵。
可曾國藩此時最明白，自己的軍隊剛成立不久，還沒訓練成形，怎麼能和太平軍抗衡呢，所以他果斷地、冒著被治罪的危險堅守不出。這讓咸豐皇帝十分惱火。
曾國藩在接到諭旨後，依然拒絕出省作戰。他陳述其不能出征的理由：“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爛，不敢避謝，然攻剿之事，實無勝算。臣才智淺薄，唯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鈍利敗，一無可恃。皇上若遽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咸豐皇帝看了奏摺以後，深為曾國藩的赤膽忠心所感動。
有時候，退一步便可以創造更好的機會，能進能退、能屈能伸是明智的行為。曾國藩這次堅持不出省作戰，為水陸兩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為日後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基礎。
曾國藩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壓力，有人曾勸他將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員掣肘之事據實上奏，他卻說：“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平大亂，反以瑣碎事來煩擾皇上，我內心十分不安。難道惹不起還躲不起嗎？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如到衡陽去。”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對坎坷挫折要坦然接受。身處逆境和順境都要選擇低調。低調做人是一種涵養，曾國藩經歷過兵敗、被貶、猜忌、壓抑，都未能擊垮他。慢慢地堅持下去，最後走向輝煌的頂峰，憑藉的正是“低調”。
而與之相反的一個例子：明朝初年有一個全國首富沈萬三助朱元璋重修都城南京，他主動承擔了一半的費用。最後又自掏腰包犒賞三軍，總共近百萬兩。
沈萬三覺得自己是何等榮耀，可這對於出身貧苦，心胸狹窄的朱元璋來說是一種什麼心理呢，朱元璋終於由妒生恨，將沈萬三發配雲南，沒收億萬家產。不出三年，沈萬三就抑鬱而死。
曾國藩告誡我們要明白“高處不勝寒”的道理，做人做事要始終保持低調，你才能真正成就自己。
功高招忌，激流勇退
古人常說“功成身退”是指一個人獲得一定成功後。就全身而退，這是一種自然法則。
很多的聖賢名人都知道的道理，當然曾國藩也不例外。
曾國藩在最輝煌的時候選擇了激流勇退，保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1864年六月，曾國藩擁兵30萬，佔據江南半壁江山，並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是清王朝開國以來權力最大的漢族官員，這時的曾國藩，已經足以“功高蓋主”了。
他明白“功高招忌”的道理，在其最輝煌的時候，選擇了全身而退。他攻進南京之後，立即辦了三件事：一是建貢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八旗兵南來駐防；三是裁撤數萬湘軍。
他還替弟弟曾國荃“專折”回籍養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國藩明白自己的弟弟曾國荃急功貪財、惡名遠揚，對這個弟弟，曾國藩尤為擔心。
最後曾國藩自削兵權、自去利權、自斷羽翼，以釋清廷之疑，終於換回了信任，也換得了曾家後代的平安。
眾所周知，韓信助劉邦奪得天下，立下了赫赫戰功，劉邦先後封韓信為齊王和楚王。
正因為韓信功高蓋世，對劉邦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威脅。所以，項羽一死，劉邦馬上便奪了韓信的兵權；公元前201年，劉邦又以謀反罪將韓信誘捕。
與韓信相比，越王勾踐身邊的范蠡則要聰明得多。滅吳之後，勾踐大賞功臣，封范蠡為上將軍，但范蠡自知“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於是不辭而別，隱居海濱。
一個人若想有一番大事業，必須要有大智慧，大智若愚，低調做人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