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盡北戶：秦始皇置南海等郡於嶺南的歷史考察

南盡北戶：秦始皇置南海等郡於嶺南的歷史考察

演講人：王子今 演講地點：廣州南越王博物院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七月

王子今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歷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一屆、第十二屆、第十三屆會長，現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秦的統一，其規模並不限於兼併六國，秦進軍嶺南並置桂林、南海、象郡，嶺南地方自此進入中原文化圈中。而中原政權控制的海岸線因此得以空前延長。秦始皇南海置郡，對於中國海疆史、南海資源開發史和海洋交通史意義都非常重要。我們應當從東亞史、世界史的視角予以考察。考察西漢時期開通南洋航路的進步，應當重視秦始皇時代的歷史先聲。這正是我們本次講座的緣起。

“六王畢，四海一”之說

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至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相繼滅韓、魏、楚、燕、趙、齊，終得“秦並天下”（《史記·封禪書》）。兼併六國，是秦始皇時代意義重大的歷史變化，杜牧《阿房宮賦》稱之為“六王畢，四海一”，或稱“六王失國四海歸”（〔宋〕莫濟：《次韻梁尉秦碑》，《宋詩紀事》卷四七），“秦王雄飛六王伏”（〔元〕張憲：《壯士行》，《玉笥集》卷三《古樂府》），“滅六王而一天下”（〔清〕俞樾：《三大憂論》，《賓萌集》補篇六）。

究此說之原始，我們可以看到，《史記·秦始皇本紀》言嬴政“令丞相、御史”“議帝號”時，有“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的句子。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之罘刻石也說：“禽滅六王，闡並天下。”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三《秦紀會稽山刻石》：“秦紀會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於是後世人們普遍以為隨著“六王”殘滅，統一局面已經形成。

“六王畢”，被看作統一實現的標誌。許多歷史學者似乎大致認同這樣的判斷。勞榦《秦漢史》說：“秦始皇二十六年，六國盡滅，新的帝國成立了。”“秦王完全平定了天下。”何茲全《秦漢史略》寫道：“秦王政二十六年滅了六國，統一全中國。”林劍鳴《秦史稿》認為：“從公元前二三〇年至前二二一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秦就消滅了韓、趙、魏、燕、楚、齊六國，完成了統一。”田昌五、安作璋《秦漢史》也說：“前後十年之內，韓、趙、魏、楚、燕、齊六國依次滅亡，天下歸於一統。”

陝西省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一號坑內出土的陶俑（2007年攝）。新華社發

其實，根據《史記·天官書》的記述，在“滅六王”之外，秦還有重要的軍事行為：“秦始皇之時，……秦遂以兵滅六王，並中國，外攘四夷。”《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嚴安上書有這樣的表述：“及至秦王，蠶食天下，併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然而，“（秦始皇）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闢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由此來看，“滅六王”，實際上只是實現了“並中國”，即實現了對當時中原文化重心之地的控制，而對於“天下”的全面佔有，秦人又有“外攘四夷”的軍事進取。嚴安史論言及“海內”“海外”的對應關係值得深思。王雲度、張文立主編《秦帝國史》關於“統一”的記述，則照應了北邊、南海戰事：“秦的統一戰爭前後歷時十年，依次攻滅東方六國，天下歸於一統。隨後，又北伐匈奴，南定百越，把統一的範圍拓展到周邊地區。這種大規模的軍事、政治和文化的統一，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意義十分深遠。”

進軍嶺南與秦統一

征服嶺南對於秦帝國基本版圖形成的意義，人們基本認同，似乎不會有什麼異見。至於對秦軍遠征嶺南的時間，則存在不同的說法。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嶺南形勢，於是如《後漢書·南蠻傳》所說，已遠非“楚子稱霸，朝貢百越”時代可比，實現了中央對南嶺以外地方直接有效的行政領導：“秦並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

然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記事內容中，其實已言“南至北向戶”。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盡北戶”語。裴駰《集解》：“《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可知秦的版圖當時應當已經擴充套件至北迴歸線以南。向嶺南的拓進，應當與兼併六國的戰事同時。秦軍遠征南越的軍事行動較早開始，可以引為助證的有《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的記載：“……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這裡明確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軍在滅楚之後，隨即已經開始了“南征百越之君”的軍事行動。而“破定燕齊地”，在“南征百越之君”之後。平定“百越”之地，是實現秦“盡並天下”帝業的重要戰爭步驟。

秦軍滅楚之後，立即揮師繼續進軍“南征百越之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符合戰國以來軍事思想“役不再籍”的原則。《孫子·作戰》雖然說“兵貴勝，不貴久”，“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但是又強調“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曹操注：“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不復歸國發兵也。”而前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已自稱版圖“南至北向戶”，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南盡北戶”的說法，其作為新興帝國正式政治文告所應具備的可信性和權威性也支援這一推斷。《爾雅·釋地》“野”條說四至所在，“謂之四極”。又說：“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璞注：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宋邢昺疏：“此釋九州之外四方極遠之國名。”何謂“北戶”？“北戶者，即日南郡是也。顏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北戶以向日者。”

按照《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南海置郡的時間，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但是“南征百越之君”的軍事行動，則在滅楚之後即開始，即前引《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所謂“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按照《史記》敘事時序，事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之前。

張衛星在《秦戰爭述略》中總結“秦國開拓邊疆的戰爭”中“統一南方地區的戰爭”時，指出：“秦國對南方諸族的進攻，早在王翦取得對楚戰爭的勝利後就開始了。”“王翦在秦王政二十五年消滅了楚國的殘餘勢力後，‘因南征百越之君’。”然而論者認為，其事限於“江、浙”，未及南越，“這次對越人的進擊應該是在江、浙一帶進行的，秦人取得勝利後，即設立了會稽郡，郡治在今浙江紹興，這一帶的越人成為大秦帝國的臣民。”“秦統一六國的次年，即秦王政二十七年，秦軍在平定江浙一帶越人的基礎上大舉向江南地區的百越進軍。”論者寫道：“秦人征伐平定嶺南諸地的戰爭曠日持久，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秦始皇派尉屠雎以五軍戍五方。”“第二階段，秦軍大規模地進擊越人。”“第三階段，秦始皇重新佈置伐越的戰略，使任囂、尉佗將卒以伐越，時間在秦始皇三十三年。”這一意見可以參考。以為“秦人征伐平定嶺南諸地的戰爭”可以歸入“秦國開拓邊疆的戰爭”的判斷，我們是贊同的。然而以為王翦滅楚後“因南征百越之君”只是“平定江浙一帶的越人”的說法，似缺乏史事依據。所謂“秦人征伐平定嶺南諸地的戰爭曠日持久”，說自有據。《史記·南越列傳》寫述尉佗事蹟：“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嚴安上書，說道：“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漢書·嚴助傳》在淮南王安上書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事，則說“曠日引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嚴安明確說：“秦禍北構於胡，南掛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所謂“行十餘年”，可以與前引《史記·南越列傳》“與越雜處十三歲”說相對應，直接澄清秦遠征嶺南晚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誤解。

關於秦平定嶺南的起始年代，張榮芳等《南越國史》列舉了4種觀點：1。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2。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3。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4。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南越國史》評述了各種意見，以為“前218年說比較符合史實”。現在看來，這一討論還可以繼續。結論的最終確定，可能還有待於考古新資料的面世。

廣西興安縣靈渠。新華社發

古史記載的第一次大規模移民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所謂“陸梁地”，張守節《正義》：“嶺南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關於“以適遣戍”，注家亦有解說。裴駰《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張守節《正義》：“適音直革反。戍，守也。”關於“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至“南越地”事，張守節《正義》：“謂戍五嶺，是南方越地。”這是軍事遠征帶動移民潮流的史例。不過這是以“適”即“謫”為標誌的強制性的移民。所謂“以適遣戍”，體現這些移民承擔部分軍事責任的身份。《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伍被與淮南王謀反時，曾經說到秦代“五嶺”以南地方發生的史事：“（秦皇帝）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對於伍被所謂“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的情節，《史記志疑》以為可疑，又引陳氏《測議》：“求女事《史》不見，伍被欲偽作請書徙豪朔方以驚漢民，豈即本此策耶？”馬非百《秦集史》則以為可信，並看作“婦女從軍之創舉”。但西漢時期策士以此作為分析政治形勢的辯詞，或許反映了秦軍遠征嶺南時發生的歷史情節。求中原“女無夫家者”即獨身女子“以為士卒衣補”事，暗示遠征軍人可能定居嶺南的史實。考古學者就嶺南秦式墓葬如廣州淘金坑秦墓、華僑新村秦墓，廣西灌陽、興安、平樂秦墓等發現，曾經發表判斷，以為相關現象“說明了秦人足跡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區域內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兩廣秦墓當是和秦始皇統一嶺南，‘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與越雜處’的歷史背景有關。”（葉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這樣的意見是可信的。而“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語見《通志》卷四《秦紀》，原文作“以適徙民”。“與越雜處”語見《史記·南越列傳》。取向嶺南的遷徙距離超遠而人口數量空前的移民運動，是“南征百越”軍事行為必然的後續演進。

嶺南地方承接了秦代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南海郡受納北來移民，應當也因此實現了新的戶口充實、民俗更新和文化轉換。

“秦東門”設定與秦始皇視域中的“東海”和“南海”

琅玡作為古港，亦為越國故都，在秦始皇東巡行程中受到了特別關注。《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刻石內容明確可見“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史記·六國年表》：“（二十八年）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二十九年）帝之琅邪，道上黨入。”《史記·封禪書》：“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反覆說到“琅玡”。秦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是秦執政者在關中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記錄，在出巡途中尤其異常。“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在秦強制移民的行為中，是組織向東方遷徙的唯一史例。其規模，也僅次於“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而“復十二歲”，也是秦史所見移民優遇最高的記載。琅邪刻石寫道：“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這似乎說明了“至於琅玡”與“兼有天下”，“乃撫東土”的關係。巡行“東土”，是秦所謂“皇帝之明，臨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極”的政治行為的實踐。而“臨於海”，是“東撫東土”的極點。琅邪刻石又有一段“頌秦德”的文字：“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其中“東有東海”，也是擁有“皇帝之土”的重要標誌。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史記·秦始皇本紀》）。“東海上朐”與關中政治軸心，形成了特殊的方位關係。秦代與“咸陽—東海上胊”東西連線相垂直的，可能是“子午嶺直道—直河子午道”南北軸線。對於呈現軸線格局的一南一北的交通幹道，顏師古認為，這兩條南北道路可以統稱為“子午道”：“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漢書·王莽傳上》顏師古注）

《鹽鐵論·論鄒》說，陸地之“州”，“有大瀛海圜其外”，“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又提到，“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並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所謂“欲達瀛海”“欲達九州而方瀛海”，都體現了秦始皇追求超越“九州”的“大一統”的政治雄心與海洋意識。而兩者的位置北南對應。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望於南海”，或許可以說當時中原人以為“會稽”以外海域就是“南海”。然而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即秦始皇的海洋知識中已經儲存了這樣的資訊：“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與“會稽”外海當時已經有便利的航路。這一條件應當是越人長期創造的。

從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對琅邪的特別關愛，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似乎對東方海岸線的關注視點發生了變化。從琅邪至朐的南向空間移動，除了“秦東門”在咸陽正東方向之外，或許與南海置郡有關。因為“南海”形勢的變化，在“方瀛海”“達瀛海”政治視界中，“東海”“南海”海岸線中點的座標向南移動了。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秦”的部分，“山東北部諸郡”“山東南部諸郡”與“淮漢以南諸郡”分圖顯示的中界，正是“秦東門”。秦帝國北部海岸線與南部海岸線，以“秦東門”形成分隔。

“番禺之都”的地位與南洋航路的開通

《淮南子·人間》說秦始皇時遠征嶺南，“一軍處番禺之都”。說明“番禺”已經成為當時重要的軍事據點。番禺在今廣東廣州，即秦南海郡治所在。又曾為尉佗都城，為南越國政權長期經營，是南海最大的海港，據有“負山險，阻南海”的地理優勢（《史記·南越列傳》）。《史記·貨殖列傳》寫道：“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漢書·地理志下》也說：“（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番禺成為經濟“都會”及國際性商港的歷史起始點，即秦始皇置南海郡。

後世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豐富華美的文物，說明番禺之富足。“蕃禺”文字遺存，標誌著“番禺”的重要地位。番禺後為交州治所。東漢末年中原戰亂不息，士民多有避亂會稽者，及戰火延及會稽，則又紛紛浮海南渡交州。《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記載，許靖乃汝南平輿人，董卓亂政，輾轉往依會稽太守王朗，後“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由中原避亂至會稽、又由會稽“浮海”轉遷交州之例，還有《後漢書·袁閎傳》袁忠故事，《後漢書·桓曄傳》桓曄故事等。可見當時中原人已經瞭解“交州”的繁榮，“會稽”至“交州”，即秦始皇“望於南海”與置郡南海地方的“浮海”交通，已經形成便利的條件。

南越有較強的海上航行能力。這一優勢在秦漢時期得到繼承。《漢書·地理志下》記述了“自合浦徐聞南入海”的航路。徐聞、合浦都是當時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徐聞、合浦漢墓大量出土金餅、金珠及水晶、瑪瑙、琉璃、琥珀製品及香料等，其中部分很可能來自海外。“徐聞、合浦船行”的海上航運條件，對於中國海洋開發史意義十分重要。合浦可能秦時屬桂林郡。然而從趙佗等人的事蹟看，應當也在南海番禺為中心的政治軍事輻射圈內。

《漢書·地理志下》對西漢時期南洋航運描述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地理志下》還寫道：“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秦南海郡所在地方後來成為南洋航路的北端起點，是秦代區域文化史應當關注的重要現象。

秦代以後，南海地方逐漸成為古代中國文化透過海路實現對外影響的強輻射帶。而海外文化傳入中土，也首先在這裡登陸。由此可知，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義的事件。秦代南海郡在南洋交通開發事業中的領先地位和突出作用，是中國航海史、中國早期海洋貿易史和中外海上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宜忽略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出發的商旅“齎黃金雜繒而往”，其貿易主題可以證實這條通道稱為“絲綢之路”的合理性。斯里蘭卡Delivala Stupa遺址出土的一件中國絲綢，年代測定為公元前2世紀，即這條絲綢貿易通路的文物實證。斯里蘭卡出土的半兩錢，也是值得重視的文物證據（參見查迪瑪：《斯里蘭卡藏中國古代文物研究——兼談中斯貿易關係》，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秦代即已實現南洋通道的早期開通，可視為秦史的光榮。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2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