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吐槽：“我自己還未婚未育，怎麼去指導家長帶娃呢？”

原創 小小雨 底線思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上海高中教師 小小雨】

2021年新學期伊始，中小學校園發生了一些新變化：手機不能進校園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實施了，全員導師制開始試點了。一系列新政策的出臺對於學校教育和學生管理來說，無疑是大大的“利好訊息”。

隨著兩會的召開，教育議題繼續霸佔社會關注的熱點榜。“全面取消小學生家庭作業，推遲放學時間”，“建議禁止在職中小學老師有償補課”，“ 建議禁止在職中小學老師有償補課”，“只關注升學率國家會沒有核心競爭力”，等等。諸如此類的提案和議案屢屢見諸報端。

教育部新規，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帶手機進校門，於是有些學校專門為學生設立“養機場”，靈活管理。圖自影片截圖

不過，全國政協委員馬光瑜的提案，引發了頗多議論，也點出了當下教育的一個核心問題——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邊界。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名一線中學教師，對此也心有慼慼焉。

說實話，我的心情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減負”“全面發展”依然是全民關注的教育熱詞；憂的是，“減負”固然好，但如果一切改革措施只是“為了減負”，流於形式或“一刀切”，反而更有可能讓師生的負擔“明減暗增”，整個社會對教育的焦慮最終仍會“轉嫁”到學校教育和教師身上。

以放學時間為例，馬委員的提案中提到小學放學時間過早，建議“推遲小學放學時間，與父母下班時間相一致”，這一建議的初衷是很好的，讓小學生做完作業再回家也符合教育部改革的大方向。但一旦涉及問題追因、以及如何制定有效解決方案，就必須考慮更復雜、全面的因素。

比如，全國各地中小學在放學時間方面並非完全一致，就上海而言，學生的放學時間不算太早，每天在校的最後一小時，多數學校也會安排豐富的體鍛課或活動課。再者，“父母下班時間”因家庭而異，父母是否選擇親自接送孩子也是因人而異，若只是以“推遲放學時間”的措施來解決問題，不免顯得有些簡單粗暴。畢竟，學生只要在校，教師就要管理，學校的老師們本身也是家長，他們身上揹負著“雙重壓力”。

又如馬委員所說，“取消家庭作業不等於不讓孩子學習，而是寫作業的地方在學校，改作業的人是老師，而不是家長，家長主要負責學業以外的其他教育”“要釐清學校與家長的責任邊界”。我對這個觀點舉雙手贊成，其中提到的“責任邊界”一詞，恰恰也是我們教師群體十分關心的話題。

學校教育的責任邊界究竟在哪裡？

從教八年多來，我深刻地感覺到自己的“開學焦慮”正逐年遞增。沒錯，不僅僅學生懼怕開學，老師也一樣。現在才開學第二週，在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狀態下，身邊的同事們先後開始出現口乾舌燥、頭暈乏力、暴躁氣短等不同程度的“開學綜合症”，一下班、一到週末就只想在家“葛優癱”。可能大家不禁要問，老師們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哪裡？

如今現實中，這個答案顯然更為複雜。一線教師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學校教育的責任邊界並不清晰，多數教師長期處於高壓、焦慮狀態中，而這種焦慮並不來自於教書育人本身，大家熟知的“備課上課改作業答疑”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首先，教師的工作時間並沒有明確“邊界”，毫不誇張地說，有時甚至是24小時待命。早七點至晚五點，基本上是全國教師們雷打不動的在校時間，寄宿制學校的工作時間更長，老師們有時還需夜宿學校。在校工作時間內，並沒有固定午休時間，老師們的“午休”往往是匆匆扒上幾口飯之餘，全部貢獻給了學生答疑或午自修管理，有時還要參加各種工作會議。有時賭氣地想想，社會在呼籲教師待遇與公務員一致時，教師的午休時間能否向公務員看齊呢？

然而，更令老師們感到心累的事情還未必發生在上班時間，離開校園後，老師的工作並沒有結束，學生群、家長群、年級群、班主任群、工會群，各種閃爍的微信訊息“裹挾”了本屬於自己和家庭的寧靜夜晚。曾經聽一位同事說，班上有一位家長工作很忙，往往要到半夜才能結束，於是這位班主任老師的微信上便時常出現半夜兩三點的家長留言，一大早回覆後，又要到半夜兩三點才能得到回覆，如此迴圈往復。即使溝通方式極不合理，但老師出於教育工作的職責，無法對此說不。

要是班上有個別特殊學生，班主任更是膽戰心驚。另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位班主任在晚上十點接到家長的電話，說一言不合孩子賭氣出走，老師二話不說，直接趕到孩子家附近幫忙尋找，而這位老師自己的孩子也才幾個月大。類似的故事並不是個例，幾乎每個夜晚都有無數老師加班加點。

當然，選擇了教師職業，一切為了學生，這是天職。但是，這些工作無法完全量化，也不可能完全納入績效，所有老師秉持著教書育人的責任與情懷在堅持著。人們總說：“真羨慕老師每年有三個月帶薪假期！”殊不知，對於每天超長時間“待機”而身心俱疲的老師們來說，這些假期如“救命稻草”般重要。

其次，學校與家長的責任邊界不清，也正是馬委員提案中的核心觀點。

眾所周知，家庭、學校和社會三者結合、“各司其職”的教育才是完整的，是能發揮最大功效的教育模式。如今，學校教育往往處於風口浪尖，常常被指責將責任推諉給家庭教育，比如課業任務；社會教育方面，則會將畢業生就業問題歸結於學校教育沒有起到培養優秀人才的原因。作為夾在中間“腹背受敵”的學校教育實施者，我覺得，學校的責任是有邊界的。但要回答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邊界”究竟在哪裡，答案似乎也越來越模糊。

馬委員提到，“教書育人是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也是教師的基本職責。家庭教育應該集中在家庭勞務教育、家庭美德教育，不能成為以知識為主的教育。”反過來說，對於學生的德育、美育、勞育，有一部分是家庭教育的基本職責，學校扮演的是共同承擔、輔助教育的角色。

近兩年來，“家庭教育指導”成為學校教育中的新熱詞，全國範圍內先後出現了一批“家庭教育指導示範校”，其核心觀點是學校和老師要承擔起指導家長進行家庭教育的職責。對於這個觀點，也有教育研究者持不同態度，歸根到底就是學校是否有責任去指導家庭教育，更進一步說，學校教育能否承擔得起指導家庭教育的職責呢？

在某次培訓活動上，我曾經聽到一位20來歲的小班主任輕聲嘀咕了一句：“我自己還未婚未育，怎麼去指導家長帶娃呢？”細細想來，確實不無道理，家庭教育的理論知識可以透過培訓來獲得，但家庭教育中的德育、美育、勞育，更多地需要透過經驗積累、情感共鳴來達成。再者，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老師用千篇一律的理論知識去指導各不相同的家庭，又能獲得多少實際成效呢？

為什麼老師們總抱怨“教師越來越難當”，並不是因為學生本身有多大的變化，作為老師，我們有責任去了解並適應孩子的變化，從而調整教育手段，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從不推諉退縮。但如今，老師們更頭痛的是如何與家長有效溝通。老師們常常感慨，如果一個學生犯了錯誤，十年前的家長會說：“老師您儘管教育”；十年後的今天，家長第一時間會質疑：“老師的處理方式是不是有問題？”家長對學校信任的缺失，只會讓教育變得更加寸步難行。

其實，老師們比誰都清楚，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很難真正劃清“邊界”，但是必須分清“主次”，必須搞清楚各自的角色是“主力”、還是“輔助”，互相信任，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打一場漂亮的“勝仗”。

這兩天，全國政協委員唐江澎校長的發言在朋友圈刷屏了。他說，學生沒有分數，就過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數，恐怕也贏不了未來的大考。分數是重要的，但分數不是教育的全部內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標。好的教育應該是培養終生運動者、責任擔當者、問題解決者和優雅生活者，給孩子們健全而優秀的人格，贏得未來的幸福，造福國家社會。

有一個博主將這番話評價為“正確的廢話”。但實則不然，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理解，唐校長所說的“教育”，正是家庭、學校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合力”，而不單指學校教育的責任，單靠學校老師，無法培養出健全而優秀的人才。

比較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總還是一直在朝著“好的教育”這一目標努力。最近上海提出了《關於本市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實施意見》，作為上海高中教育改革的“模板”；當時，教育業的前輩同仁有一句話，雖普通但值得深思：高中教育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讓每一個高中生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將來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並且養活自己，成為一個幸福的人。

然而，提出目標並不是最難的，難的是如何實現。從國家層面來看，也在探討並出臺相關的教育評價改革方案。教育評價是教育改革的指揮棒，只有用好了，才能培養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

我自己非常欣賞上海高中教育改革中提到的這句話：“想要幫助高中生打破24小時被老師、家長安排的現狀，讓他們有一個發呆、思考的空間。”

當我們談教育時，總在談學校談老師談家長談社會，卻忽略了這項事業中最重要的角色——學生/孩子，他們才是真正的主體，他們身上本就有著巨大的自我學習和成長潛能。尊重他們，有時候他們也會讓我們“大人”想明白更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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