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的衰變期有哪幾個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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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將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主體民族叫作華、夏、華夏或諸夏。華夏族在中原建立的國家是為夏朝。作為交際禮儀重要物質形態的飲酒，在夏朝時已十分盛行。有的文獻很形象地描繪出他們痛飲的場面：醉了的人扶著沒醉的人，沒醉的人又急忙扶住喝醉的人，並且嘴裡不停地嘟嘟噥噥地唱著歌活現出酗酒成風的情景。俗話說，無酒不成禮儀。歷朝歷代的社會中都有為交流溝通而群飲的習慣，在群飲中應該有相關的禮儀指導行為，但歷史上此禮儀卻少見於文獻，我們也因而對此知之甚少。
中原
婚戀是交際禮儀中尤為重要的部分，《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水，見塗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塗山氏之女命其妾站在大禹必經之道旁，見大禹來了，便放開歌喉：“等你呀”以轉達主人的愛慕之情，直接、熱烈而率真，省卻了繁文縟節的障礙，和今日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青年男女，婚戀時對歌禮俗相差無幾。夏、商、週三代，當進入中原立國之後，都尊黃帝為自己的祖先。所以，華夏族交際禮儀共識於黃帝時代傳承下來的禮儀核心，亦即統一於華夏交際禮儀。同時，也發展了交際禮儀文明。《禮記·禮器》：“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西南地區
這裡所謂禮，雖然主要指統治階級的典章制度，也包含交際禮俗。“一也”即一脈相承之意。《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在強調“因於”，就是指繼承關係的同時，又指出有所“損益”，即變化發展。事實上，每一個民族的交際禮儀，都以本民族固有的習慣為基礎，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夏、商、周交際禮儀的發展，是黃帝到堯、舜、禹時代，以長期融合而成的華夏交際禮儀為基礎，同時也不排除商人吸收東方的東夷文化和東北的燕文化；周人吸收西北的戌、狄文化，以至南方的苗蠻文化等。
西北
華夏民族之所以如此地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禮儀日漸完備、有適應性，就是因為這種吸收和融合的結果。以宴飲為例。西周時期實行禮治，宴飲受政治制度的影響，成為慶典活動和交往的禮儀形式。為了適應這種禮儀性質，對賓、主在宴會中的行為、使用的食品、食品的陳放形式、音樂、環境佈置等均開始有了一系列煩瑣的規定。例如規定了賓、主應酬中酒的數量和飲酒的秩序及許多禮貌；規定了宴會的席位座次等。又以文字為例。文字作為書面語言，主要與交際需要相適應，也對交際禮儀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或促進作用。漢字兼有象形表意的綜合功能，其間有一部分至少是比較原始、客觀地記載了夏、商、周交際禮儀習俗。
宴會
例如賓、客，甲骨文裡的賓，上面像屋形，下面從人從止，意思是客人來到屋下，即賓客到門，本義是客人或者貴客。《儀禮·士冠禮》：“主人再拜，賓答禮。”是指以賓客之禮相待。客，比甲骨文稍晚的銅器銘文裡有此字，上部像屋子，下部“各”是到的意思，即從外面而至，亦即有人自外而入，即所謂拜訪。由此可知，在階級社會初期人際交往的頻繁，華夏民族好客的古風又如“契”字，上部的像木棍，三是刻成的印記，“豐”像一條木棍上刻成印記，這就是古時的契據。“刀”為刻的工具，“大”為大小的大，即大家必須公正、自覺遵守，任何一方不得私自隨意在棍上刻劃。
甲骨文
說得直白些，如甲向乙借了三把石斧，則在木棍上刻三條橫道，將木棍對著刻痕剖分為二，各執其一，甲奉還時，拿出自己所執一半契與乙驗合，以證借和原物相符。所以，春秋戰國時代有人撿到判契，高興得發狂，以為天外飛來橫財此相當於現在的借貸交際禮儀。這種禮儀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現在大宗買賣時，雙方所立約據的末尾一定會寫上：恐此後口說無憑，立此契據是實。如果說夏以前的交際禮儀還無法擺脫史前傳說的嫌疑，那麼被公認為信史的夏、商、週三代，尤其是典籍上所載商、周禮儀，有大量的出土文物佐證，是不容置疑的。
石斧
這三個朝代所處的階級社會，整個禮儀的思想基礎都建立在對上帝、鬼神、天命的迷信上，從出土的ト骨、禮器和殉葬品以及傳世的文獻資料來看，足見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在諸多頻繁的祭祀中又有等級身份的區別，於是交際禮儀的內容和形式，在堯、舜時代一脈相傳的基礎上，更加突出了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等關係，而且形成傳統，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記載禮儀的書，就是周初之時“周公制禮”所流傳的周禮。《禮記·明堂位》稱：“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攝政於成王。”
祭祀
通常認為傳世的《周禮》和《儀禮》就是周公的遺典，並與其釋文《禮記》同為後儒的經書，總稱“三禮”。儘管還存在一定的爭論，但《儀禮》是先秦時代部分禮制的彙編，所以包容交際禮俗看來是不應懷疑的。因為《儀禮》所講為士所習的禮節，漢人稱為《士禮》或《禮經》；又因其所講為具體儀節，不是禮的意義，晉人改稱為《儀禮》。以上情況說明，《周禮》和《儀禮》未必全出自周公之手，史傳的周公制禮，可能頒佈了一套維護奴隸主統治的典章制度，即禮制，構成了《周禮》的原始形態這套由周公奠定的典章制度。
奴隸
不僅從文字上確立了禮制的歷史，而且還從概念上承認了包括交際禮儀在內的禮俗歷史，對後世交際禮儀有很大的影響。自周以後，禮開始分為國禮和家禮，國禮即原來的禮儀制度，家禮即交際禮儀所在的禮俗。特別在春秋戰國時代，這種分化尤為明顯。《管子·牧民》中有“大禮”和“小禮”之說，註釋為：“禮之大者在國家章典制度，其小者在平民日用居處行習之間。”此外，庶民中的禮儀習俗，是禮制制定的一項重要來源，這就是所說的“禮失而求諸野”。故《禮記》有“禮從俗，事從宜”的說法。
春秋戰國
正因為這樣，在《周禮》（大禮）中仍儲存著部分交際禮儀習俗（小禮），且至今還在民間世俗中起作用。如關於言、坐、立、行、出，在老者面前，在父輩友人面前，等等，均有詳細禮儀。比如《禮記》開篇的《曲禮上》雲：“《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翻譯過來：“《曲禮》說：不要不謹慎，態度莊重像有所思慮，說話要安詳肯切。這樣才能使人幸福啊！”這就是當時用於交際的說話禮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