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僕之不得已乎的之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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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今陝西韓城縣北）人。父司馬談，是漢武帝初年一位博學的太史令。
司馬遷從小便受到嚴格的文化教育，過了一段“耕牧生活”，隨父親到長安後，向當時一些名流學者學習，青壯年時期，先後到過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西南一帶和其他一些地方遊歷，足跡遍佈中國的名山大川，接觸了當時社會的各種人士，考察了歷史遺蹟，採訪了許多歷史人物的逸事、逸聞，熟悉了不少地方的風俗民情和經濟生活。
三十八歲，司馬遷繼父親職位任太史令，在石室金匱（相當於國家圖書館）閱讀整理一切歷史資料。四十二歲，開始著述《史記》。
中途由於替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廣之孫）辯護，得了誣衊主上的罪名，本該判處死刑，後以接受腐刑獲免。
出獄後，司馬遷帶著滿腔悲憤以極大的毅力堅持了《史記》的寫作。書成後不久，便去世。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包括從黃帝到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多字，分十二本紀、十年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司馬遷自稱著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書中，他對統治階級極力宣揚用以麻痺、欺騙人民的所謂“天道”、“天神主宰人事”等謬論敢於大膽懷疑，甚至採取否定的態度。
他一方面以激憤的心情和犀利的筆鋒揭露並批判統治集團的腐朽和殘酷，同時，也記述了我國古代許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科學家的事蹟，特別是對於一些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的“小人物”，甚至被統治階級視為“大逆不道”的農民起義領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和讚揚。
《報任少卿書》
（全文較長，註釋在後）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
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諺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
。
若
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僕聞之：“
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
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自古而恥之
！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
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
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傳曰“
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阱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
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
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覆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
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古代書信格式，往往先列具職稱、姓名於前。
“
太史公
”，是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所擔任的職稱，本叫太史令，通常稱太史公。司馬談死後三年，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所以《史記》中的太史公，有的是指司馬談，有的是司馬遷自述職稱。
“
牛馬走”
，是司馬遷謙稱自己不過是在皇帝前像牛馬般奔走的僕人，如文中以“僕”自謙。
“
少卿
”，任安的表字。“
足下
”，古代稱人的敬辭。
“
曩者辱賜書
”：從前您寫信給我，是屈辱了您。曩者，從前、以往的意思。
“
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教我以慎重的態度對待事物，把推薦人才作為自己的職責所在。
“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俗話說，我為什麼人去做這樣的事呢？叫什麼人來聽我說的話呢？
“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我的身體已經有了大缺陷，即使擁有像隨侯珠、和氏璧那樣寶貴的才華和像許由、伯夷那樣高尚的德行，不但不能以此為榮，還是自取其辱啊。隨侯珠和和氏璧，是戰國時最寶貴的寶物，這裡用以比喻人的傑出才能。許由和伯夷，都被古人視為品德高尚的人。
“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不測之最，犯了難以預測生死的罪。當時的任安犯罪被關進了牢獄。漢朝的法律規定在十二月處決罪犯。迫近冬季了，司馬遷又被迫跟隨皇帝到雍地去，他擔心任安在倉促之間被處決。這樣一來，他終究不能陳述自己滿懷的憤懣，也將使任安至死也沒有收到他的回信而抱恨無窮。
“
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
增進自身的文化素養，砥礪其道的品質，是一個人智慧的徵信；愛人和給人以好處，是一個人仁愛的首要條件；一個人在取人之物或予人以物是否合乎道理，正是他表現義理的所在；一個人怎樣對待降臨到頭上的恥辱，正是決斷他是否真是勇士的標準；能否對世人有所貢獻，立名於世，是一個人行為的終極目標。
“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
自古而恥之！
”
“雍渠”，是衛國的宦官。“同載”，一共坐車。孔子在衛國住了一個多月，有一次，衛靈公帶著夫人南子，叫宦官雍渠陪同坐車出宮，要孔丘坐著車在後面跟隨，招搖過市。孔丘覺得可恥，一怒之下，離開衛國去了曹國。
“景監”，秦孝公的寵臣，也是宦者。商鞅透過宦官景監的推薦得見於秦孝公，名聲很不好，趙良為此感到寒心。
“同子”，漢文帝的宦者趙談，子是尊稱。趙談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同名，所以此處對趙談改稱“同子”以避諱。“袁絲”，即袁盎，漢文帝時為中郎將。“變色”，發怒的樣子。
自古以來，都已宦者為恥。以此來說明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之大、內心煎熬之深。
“
刀鋸之餘
”，作為宦官的代稱，意謂受過刀鋸之刑、形體已經被殘毀的人。
“
待罪
”，“供職”和“工作”的謙詞。在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禍福無常，所以，人臣在供職期間，經常擔心罪至有加，故常謙稱為待罪。
“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
”
根據自己的情況想了一下：從高一點的要求來說，自己不能為朝廷效忠，獲取出謀、顯才的美名，以自結交於明主；從次一等的要求來說，又不能拾取朝廷遺漏的小事，補償君主偶然的缺失，推薦招引有才能的人，使那些隱居巖穴之士得以顯名於朝；從在外的要求來說，又不能列身部隊之中，攻打敵人的城池，或是和敵人在廣闊的原野上鏖戰，建立斬殺敵將、拔取敵人旗幟、插上我軍旗幟的汗馬功勞；從最起碼的要求來說，又不能用自己長年累月的苦勞，換來高官厚祿，使父母親朋也能沾點光彩。
“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我年少時沒有那種與眾不同的才華，成人以後，又沒有獲得鄉里的好評。
“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
司馬遷和李陵都做過“侍中”官，同居“侍中曹”（官署名），所以說是“俱居門下”。
“相善”，要好的意思。
“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個人的志趣和愛好互不相同，從來沒在一起喝酒交歡過。
但司馬遷觀察李陵的為人，覺得李陵是個奇特的人：事親孝，對待戰士的態度也誠懇，對事物能分別其難易甘苦的不同，自挑重擔，把方便讓給別人，為人謙恭簡樸，能尊重別人。
這些就是李陵平素懷有的志向，他應該是一國之中所推重的人才。
對於李陵的遭遇，司馬遷“私心痛之”。
李陵根據漢武帝的詔令，率領步兵五千人從居延塞進軍，向北走了三十天，到達浚稽山紮營，把經過地方的山川地形圖畫成地圖，派部下騎士陳步樂回報。陳步樂被漢武帝召見，備言李陵得士死力，漢武帝聽了很高興，提拔陳步樂為副官。然後數日，李陵敗，漢武帝為此食不甘味。李陵被迫投降匈奴。
“適
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
”
司馬遷被召見，漢武帝徵詢他的看法，於是司馬遷就把自己對李陵的看法說了出來，舉述了李陵的功績，希望自己能夠堵塞住那些趁機對李陵施行打擊報復的小人之口。
但是自己的用意沒能表得十分透徹，自己反而被認為是在為李陵開罪，在破壞貳師將軍的功勞。貳師，是李廣利，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
司馬遷，“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論”。
漢朝的法律規定，凡犯死罪的有兩種辦法可免一死：一是出錢贖罪；一是接受“腐刑”。
“
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
悲夫！
“
剖符丹書
”，這是漢代對功臣的一種特別隆重的待遇。作法是將竹做的符（相當於契約）剖成兩半，皇帝與受賜功臣各執一半，上面各寫著永久信任他、不改變其爵位的誓言。先剖符立誓以封之，再申以丹書鐵券表示堅守。丹書，用鐵製成的券契，用紅色顏料把誓言寫在上面。
漢代規定，受了剖符丹書之封的功臣，其後人有罪可以赦免。
然而司馬遷的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不過是掌管文史星曆的小官員。這樣的官員所做的是一種與掌管占卜和祭祀的人差不多的事，在皇帝看來是無足輕重的，也是被世俗所瞧不起的職業。
“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
“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
每個人都有一死，但是為什麼去死，在趨向上有所不同，有人的死重於泰山，有人的死輕於鴻毛。
上不辱先人，其次不辱取之於父母的身體，其次在道理和顏面上都不受到屈辱，其次不讓別人用言辭和教令來訓斥自己，其次不讓別人來捆綁自己的身體，其次不穿赭色的衣服（古代罪人的衣服），其次不帶上刑具，其次不被拷打，其次不被剃光頭髮去做苦工，其次不頸上帶著鍊鐵去做苦工，其次不毀肌膚、肢體，而腐刑則是最侮辱的刑罰。
“
刑不上大夫
”，封建社會的刑法主要用來對付所謂為“暴亂”和“不義”的庶人（百姓）。大夫犯了法，要求他們不要等待加刑便先自盡，所以後文又說“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
即使是老虎，長期用武力來制約它，年深日久，猛虎的野性也會漸漸地被馴服下來。
“
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
”：畫地雖不是真的牢獄，但士為了勉節自愛，從情勢上來說，也萬不可跨過去；雖以木為吏，期望於不對。這是痛恨苛吏之辭。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牢獄的黑暗和法吏的苛暴。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
即使是王侯將相，名聲傳到了鄰國，等到法網加到了頭上，身陷牢獄，也不能作出決斷自殺。古往今來，哪裡能說沒有受侮辱呢？
一個人的勇敢和怯懦，是權力地位所決定的；一個人表現的強或弱，則是看其所處形勢利與不利而定。
“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
為義理和信念所激動的人，就會超出常情之外，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挺身就義，這是由於他情難自禁的緣故。
“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
一個膽怯的人，一旦他為正義所吸引，那他在上面地方都會勉勵自己不受屈辱。
我（司馬遷）雖怯懦，打算苟活於世，也還知道捨身就義的本分，何至於自甘陷身牢獄之中蒙受侮辱呢！
“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之所以沒有捨身就義，隱忍苟活，幽禁於牢獄，是因為內心想做的事情還沒有完成。
司馬遷遭到李陵之禍時，他的《史記》還草創未就。
“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
思想上有疙瘩，心懷鬱悶，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著書以享來者，兼明己志 。
“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
研究宇宙與人生的關係，溝通古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革的歷史，從中總結治理天下的經驗教訓，使自己著的書有自己的體系和見解，而非陳陳相因，人云亦云。
“
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
只要我（司馬遷）的書著成了，能流傳於世，就已經能償還我此前所受的宮刑之辱，這樣，我雖被侮辱一萬次（或者承受更大的侮辱），也不會有什麼後悔！
“
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自己在擔著汙辱名聲的情況下與人不易相處，處在汙辱名聲下的人多招來別人的毀謗議論。
《報任少卿書》，是司馬遷受刑之後，任中書令時寫的一篇情文並茂的散文。
司馬遷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開始著述《史記》，到第七年，遭李陵之禍下獄，受宮刑。出獄後，為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是皇帝的近臣。
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認為他“尊寵任職”，有機會在皇帝面前說話，所以寫信勸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推賢進士”為務。
司馬遷由於公務繁忙，“卒卒無須臾之間”，一直沒有給任安回信。司馬遷隨漢武帝在外巡遊，十二月又將隨往雍地，而任安卻在這時犯罪入獄。司馬遷擔心他到冬季要被處死，所以在這年十一月百忙之中寫了這封信給他。
其實這次任安是被赦免了，只是到他任北軍使者護軍時，因受戾太子節而又不發兵，被武帝視為“坐觀成敗”、“有兩心”而腰斬。
《報任少卿書》主要在於剖白自己無視“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禮法約束，不“早自裁繩墨之外”，甘心接受最下的腐刑，是為了完成自己用畢生精力所從事的著述事業，而非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司馬遷以李陵之禍，被“深幽囹圄之中”，“獨與法吏為伍”，“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楚”，受盡酷吏的折磨，最後是下之“蠶室”，受到了人間奇恥大辱的“腐刑”。
他也想”引決自裁“，但他認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他堅信自己正在從事的著述工作，是可以”補敝起廢“、沾溉後人的正義事業，終將為社會所理解和承認，著述未成，一死可惜。
苦悶之餘，他終於從“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等古人在災難臨頭或受到錯誤處理時的所作所為中悟出了自己所應堅持的道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隱忍苟活”，孜孜不倦地寫成了那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或一家之言”的富有批判性和獨創性的歷史鉅作。
他正確的生死觀和對待逆境時的積極態度，時至今日，仍有借鑑意義。
這封信講述了他自己的家世、志向、遭遇和矛盾心情，是研究他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之一。
這封信從來書“教以慎於解悟，推賢進士為務”出發，緊接著一步步寫開，看似為自己不堪推賢進士作辯解，實則借題發揮，文字或排或散，筆致時抑時揚，跌宕沉鬱。
文末仍以“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心刺謬”作結。首尾照應，構思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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