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三百里等於多少
影視劇裡常可見：在沙塵揚起的路上，驛差策馬飛至，衝到一個攏韁立馬的同行近前，遞上公文袋的同時高喝，“八百里加急”，同行不敢有半點懈怠，接過公文袋挎在身上，揮鞭催馬疾去……這就是中國古代遠途傳遞公文的方式，根據其內容的緊要程度，分為一晝夜行程三百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途中可在驛站換人、換馬、食宿等。
唐代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詩中寫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驛差晨起催馬從陝西咸陽出發，晚上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寧夏隴山（六盤山）。當然，影視、詩文屬於文學藝術作品，難免虛構、誇張，那麼，歷史上真實的“八百里加急”究竟多快呢？
《大唐六典》記載：唐代驛路隔50裡設一站，快馬一個時辰（2小時）抵達下一驛站，每站換騎手和馬匹，24小時可連續行進600裡。《唐會要》記錄：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在范陽叛亂，而唐玄宗遠在3千多里之外的臨潼。5日後，他得到奏報。由此可證實，“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的速度是600裡左右。唐開元二十六年，全國有驛站1639個，驛卒2。7萬人，各驛站設有食宿、馬廄、驛車等生活交通設施，從驛站過境的車、馬、人要出示官府的“郵符”，而上奏朝廷的“八百里加急”須持有兵部特製的“火票”。
宋代《五經總要》記述：“因受（今遼寧朝陽市）東百八十里，九遞至燕郡城（今遼寧義縣），自燕郡城東行，經汝羅守捉（今遼寧北鎮），渡遼河十七驛至安東都護府（今遼寧遼陽市）約五百里……”可見，當時從朝陽到遼陽600餘里路途，設有驛站17個，“八百里加急”即日可抵。
“八百里加急”不僅是朝廷向地方傳達旨意、官府運送緊急奏本的綠色通道，也有著不可替代的軍事意義。
《資治通鑑·宋紀三》記載：公元430年，北魏元帥吐谷珪統領2萬鐵騎，從幽州起程討伐宋國領地濟南。當時，宋國從幽州到濟南設有偽裝成酒樓、客棧、茶館的30多個驛站。魏兵剛出城，宋國密探便策快馬走驛站，僅用兩天就報知了濟南郡守蕭承之，他馬上集結周圍的兵力，撤離城內8萬餘百姓，設下埋伏“守株待兔”。魏兵行進4天抵達濟南，卻見四門大開，城內卻空無一人。吐谷珪正在納悶，城外喊殺聲突起，數萬宋軍把魏兵死死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內糧草斷盡，吐谷珪只得率眾投降。這就是歷史上得勝於“八百里加急”傳遞情報的戰例。
決定明清興亡的薩爾滸戰役，既是努爾哈赤與明朝的實力較量，更是一場傳遞情報的比拼。1619年，明將楊鎬率30萬人馬，分4路兵伐後金的首府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當時，明朝在河北、遼東、熱河等地設有30多條驛路200多個驛站，日夜有驛卒策馬傳遞情報，調動、協調各路人馬配合行動。而這邊的努爾哈赤也密令安插在明朝廷內的百餘名內線，窺探明軍人馬的動向，每天有數十份情報送抵後金。潛伏在明朝兵部的間諜劉同顧，在得到楊鎬的戰略部署後，立即假匿兵部文書，利用明朝廷“八百里加急”傳遞，在明軍發起總攻的前半天，把情報送達努爾哈赤的手中。在掌握了明軍的戰略部署後，努爾哈赤及時調兵遣將，最終用5天時間殲滅了明軍20餘萬人，獲得薩爾滸戰役的全面勝利。
“八百里加急”不但傳送信函，也運遞物資，如軍需、貢奉、賞賜物品等。比如從廣東給遠在西安的楊貴妃送荔枝，從福建為身居汴梁的宋仁宗送鮮魚等，迢迢數千裡卻仍能保持果鮮魚活，足見當時運遞的疾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