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是淮陰明月裡什麼意思
詩、樂、舞三位一體，這是我中國藝術源頭的初始形態。《毛詩大序》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在藝術家緣情興發的創作過程中，酒一直髮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關於藝術源頭上酒和詩與音樂的具體關係，我們已經無從知曉。正所謂“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尚書·舜典》），雖然三位一體，但各自承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隨著時代的發展，詩、樂、舞三種藝術分別發展為三種獨立的藝術門類。一直到唐宋時期，三種藝術才又再次合璧，為人類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門類——“詞”。
縱觀“詞”的源起和發展的全過程，其內容、形式，以及意境的變遷，無不氤氳著酒的醇香、流淌著酒的甘冽，從而為酒文化向民間的普及和推廣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著辭：詞從酒中來
與諸多盛極一朝的文學體裁一樣，詞的誕生有多個源頭，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和借鑑了各種藝術表現手法。但其總源頭卻是固定的，即酒筵上即興演唱和用於酒筵遊戲的曲子辭。
歌舞助酒興，這是我國古來已久的傳統。其中既有專業演員的現場表演，也有主賓酒酣之際的即興發揮。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即是在酒酣之際擊築高歌所作。曹操《短歌行》裡的“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也是在微醺的酒意中抒發濟世的感傷。
到了盛唐時期，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富足，標榜著歌舞昇平的酒筵更加普遍。從皇宮到民間，宴飲之際，依律填詞儼然已經成為人們最時髦的交際方式。據《唐書》記載：“玄宗嘗自度曲，欲造樂府新辭，亟召白。白已醉，臥於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數章”。唐玄宗自得楊貴妃之後，儼然一副痴情漢的模樣，兩人形影不離，感情更是如膠似漆。用白居易的話講：“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長恨歌》）。有一次，二人在後花園賞花，當時最著名的音樂人李龜年隨侍。三人你唱我和，那叫一個歡暢。唐玄宗也是精通音律之人，面對此情此景，總覺得老腔老調不能盡興，於是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當場譜寫新曲，然後叫人找來李白，現場創作《清平調》辭三章，然後叫梨園（皇宮裡的樂坊）樂師演唱，唐玄宗親自吹笛合奏。
上行下效，酒宴歌舞、酒令伎藝風氣之聲，貫穿了唐朝一代。京城自不必講，新興的商業都市淮陰也有著相似的繁華熱鬧。淮陰，歷史聞名的漕運之都，因為隋煬帝修築京杭大運河而成為後代詩人慨嘆興亡盛衰的創作基地，但也因為是漕運重鎮，往來商賈絡繹不絕，商鋪酒肆鱗次櫛比。五代詞人孫光憲《楊柳枝》的“好是淮陰明月裡，酒樓橫笛不勝吹”，正是當時盛唐時期淮陰都市繁華的真實寫照。
酒筵的交際活動，與古代的燕飲酒禮完全不同，特殊的場景要求配樂多用新曲，然後現場填詞吟唱。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即興創作的流行歌曲。他們一方面傳承古樂府的雅正，另一方面則汲取燕樂等少數民族和周邊各國音樂的優點，創作出的作品，既有古意，又有新聲。
參與著辭創作的，除了像詩仙李白這樣的高階人才，還有一個龐旁大的創作團體。例如中唐詩人劉禹錫被貶沅湘時，感覺民俗俚曲過於鄙陋，就模仿《離騷·九哥》，對當地民歌進行改造，創作了《竹枝詞》九章。其中就有一首：“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盃。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用極簡潔的白描手法，將民間飲酒以樂的幸福生活描寫得淋漓盡致。
與劉禹錫因為莫逆之交而詩酒相娛的白居易，在著辭領域則傾注了更多的心血。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白居易少年得志，36歲時即任左拾遺。左拾遺，顧名思義，相當於皇帝的機要秘書，主要工作是拾遺補缺，給皇帝提供諮詢和建議，雖然職務很低，但權力很重。所以白居易早年立志砥礪人生，創作了《賣炭翁》、《輕肥》等大量反映民間生活疾苦的詩歌。沒有想到，白居易的這種坦誠加勤勉，經常惹得唐憲宗實在潑煩。唐憲宗曾向人直言抱怨說，白居易這小子不識抬舉，我提拔他，他卻經常搞得我很沒面子！
從此之後，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就變得坎坷多舛，所有的才情最終澆鑄於他的詩酒世界。他的詩酒人生既慷慨激揚，又清新脫俗。既有如“歌酒家家花處處，莫空管領上陽春”（《送東都留守令狐尚書赴任》）等對市井熱鬧景象的描寫，有如“酣歌口不停，狂舞衣相拂”（《和<寄樂天>》）等對酒筵氣氛的渲染，也有如“樽酒未空歡未盡，舞腰歌袖莫辭勞”（《江樓宴別》）等推杯換盞時熱情洋溢的送酒詞，而且尤以後者居多。
唐代人給這種酒筵上創制，用於勸酒，並結合酒令的新式曲子辭起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著辭”。“著辭”主要分為三類：依樂作辭、依調唱辭和依酒令設辭。依酒令設辭，在唐代最為普遍。依酒令設辭的主要目的是對歌和送酒。辭中要有勸酒的內容，要依調作辭，而且即興應和。這些作品雖然篇幅短小精悍，但卻是詩人在酒精的發酵下才情極致發揮的結晶。
例如韓愈的《莫辭酒》：“莫辭酒，此會故難同。請看女子機上帛，半做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再例如韋莊的《上行杯》：“芳草灞陵春岸，柳煙深，滿樓弦管。一曲離聲腸寸斷。今日送君千萬，紅樓玉盤金鏤盞。須勸！珍重意，莫辭滿。白馬玉鞭金轡，少年郎，離別容易。迢遞去程千萬裡。惆悵異鄉雲水，滿酌一杯勸和淚。須愧！珍重意，莫辭醉”。
然而著辭並不等同於詞，只能是詞在濫觴時期的一個重要的源頭。首先是詞的格律規範還尚未形成。其次，著辭在盛唐詩人看來不過是一種消遣的“小玩意兒”，因此在創作上缺乏嚴肅的態度。
花間集：醉而不狂好綺靡
正是因為源頭和發展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詞的早期發展與酒令伎藝密切相關，並且直接影響到詞與酒與歌舞之間的協作關係。
李肇《唐國史補》有段關於唐代酒令的記載：
古之飲酒，有杯盤狼藉、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宏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酒）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勝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舄者，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
文中提到的“舉場”和“使幕”，即是指當時士子晉身仕途的兩大途徑，也指相關的娛樂場所。
科舉制度在唐代開始興盛起來，國家透過科舉考試網羅天下英才進入政治管理體系，以鞏固國家的統治。而寒門士子透過科舉考試晉身貴族，貴族士子透過科舉考試延續門閥地位。這即是文中所說的“舉場”。每逢科舉放榜之日，金榜題名的進士們就會相邀聚會，飲酒狎妓，行歡作樂。這在唐代極為風行，最有名的當屬“曲江遊宴”。進士之間的聚會，自然少不了逞才鬥詩，而如何在舉場博得彩頭，也成為進士們必修的功課。文中提到的李稍雲，就是開元年間的進士。據說他喜歡縱酒聚飲，極擅酒令，在舉場是一等的風流人物。有一天，他與十餘名進士一起泛舟曲江，相邀長安名妓縱酒放歌。正在他們酒酣之際，不料樂極生悲，船翻了，三十多人全部淹死。
如果科舉不利，士子們還有另外一個晉身的機會，到節度使那裡從軍入幕，即為“使幕”。使幕在中晚唐時期，由於節度使權力越來越大，使幕在士子們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使幕宴飲與舉場相似，且有過之而不無極。軍種有專職配屬宴樂的妓女，叫“營妓”。文人、軍士和營妓相結合的使幕宴樂，成為酒令伎藝發展的又一沃土。晚唐詩人司空圖的《歌》中“處處亭臺只壞牆，軍營人學內人妝。太平故事因君唱，馬上曾聽隔教坊”，即是對使幕宴樂的真實寫照。
從舉場到使幕，酒筵歌舞之際，人們“風俗奢靡……以喧譁沉湎為樂”（《舊唐書·穆宗紀》），而宴遊、香閨、侈靡等，成為文人著辭的客體，從而造就了“詞”綺靡濃豔的本色傳統。
當代學者王昆吾在《隋唐五代宴樂雜言歌辭研究·緒論》中分析說：“歷代詞論貫穿了兩個主題：‘本色’和‘雅正’。本色說推崇《花間》，推崇詞的‘婉約’、‘豔麗’、‘小語致巧’和‘曼衍綺靡’，這種理論往往同模擬風尚相關；雅正說推崇南宋，推崇詞的‘清空’、‘醇雅’、‘約情斂體’和‘正大和平’，這種理論往往同道學風尚相關”。
其中提到的本色派《花間詞》，由後蜀趙崇祚編輯而成，共選錄了晚唐到後蜀近百年間十八位詞人五百首作品，是研究詞的早期藝術形態研究的寶貴資料。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形容說：“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先。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握霞醴則穆王心醉……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
作為我國第一部詞集，《花間詞》為我們完整地呈現了詞的原始藝術風貌。遍覽《花間詞》，其意象主要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五個方面，主題多為情愛、女性、傷感、離恨、遊仙、詠物和風物為主，其中不僅多處直接涉及飲酒和酒具等描寫，而且多數詩歌浸潤著幽雅而綿長的酒香，完全不同於盛唐詩歌的“醉狂”。這也正是詞與詩風格迥異的地方。
《花間》中與“酒”有關的內容，最多的仍是勸酒。這大概和詞起源於著辭有關。例如溫庭筠《清平樂·其二》：“上馬爭勸離觴，南浦鶯聲斷腸。愁殺平原年少，回首揮淚千行”。韋莊《菩薩蠻·其四》：“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盃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其次是情愛。愛情作為藝術的永恆主題，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例如魏承斑《滿宮花》：“雪霏霏，風霖霖。玉郎何處狂飲？醉時想得縱風流！羅帳香帷鴛寢。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見繡屏孤枕。少年何事負初心，淚滴摟金雙祍”。
有大量對女性醉態的描寫。例如毛熙震《浣溪沙·其七》：“半醉凝情臥繡茵。睡容無力卸羅裙。玉籠鸚鵡厭聽聞。慵整落釵金翡翠，象梳欹鬢月生雲。錦屏綃幌麝煙燻”。
也有少量出世和隱逸題材的作品。例如李洵《漁歌子·其二》：“荻花秋，瀟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畫。碧煙中，明月下。小艇垂綸初罷。水為鄉，蓬作舍，魚羹稻飯常餐也。酒盈杯，書滿架，名利不將心掛”。
在我國藝術發展史上，詩樂舞之間不斷地分立、融合，不僅催生出許多新的藝術門類，同時也對各種藝術形式的發展發揮著積極地推動作用。
僅謹以詞的起源與發展為例。詞在源起初時，被稱作“詩餘”，因為它不過是文人墨客娛樂消遣的邊際文學，而且因為偏重香豔的題材和物慾橫流的描寫，常被冠以窮奢極欲和綺靡溫婉的標籤。從晚唐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文學家參與其中，而且詞的創作題材也有了很大的突破，興寄、賦陳、道統、哲思皆可入詞。藝術的表現手法也不斷翻新，從而在北宋時期走向頂峰，不僅成為代表一個朝代的詩歌形態，更成為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平民化運動的第一座豐碑。而我國的酒文化，也隨著詞的興盛，在兩宋時期達到了歷史的高峰。
詞的誕生與發展的經驗，對於白酒文化品位的提升，也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解放前，白酒主要消費群體是市井百姓。解放後，白酒從原始的手工業成功轉型為具有現代工業文明特質的傳統優勢產業，成為最受消費者歡迎的酒飲品類，成為我國酒類產業的代表酒種。然而白酒經常遭遇“偽文化”的詬病，如何提升白酒的文化品位，這一課題對於產業的未來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
因此，記者認為提升白酒文化，必須注重四個方面的轉變。品牌塑造，從偏重品牌的歷史底蘊，向注重消費的快樂體驗轉變；價值訴求，從偏重奢華的物質享受，向注重品味的文化體悟轉變；市場推廣，從偏重豪放縱酒的飲酒文化，向注重適量節制的文明飲酒轉變；明星代言，從偏重以人氣為先導的名人效應，向注重對酒文化有關聯度、對酒民有親和力的名人體驗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