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起因跟奧匈帝國什麼關係
常思勇 感悟常識 今天
薩拉熱窩事件後的最初反應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作為公眾人物“最傑出”的一點“就是他在各個階層都並不是那麼受歡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絕非萬人迷，他沒什麼人格魅力，並且易怒。他暴躁的脾氣也讓那些大臣和高官們經常“在還沒面對他的時候就已經膽戰心驚”。他只有幾個真正交心的朋友，在與其他人交流時，他更多時候是保持著戒心。“在每次與別人初次見面時，我都認定他們是不懷好意的。”他曾經這樣說，“只有深入交往後，我才慢慢消除自己的這種成見。”他對於打獵的極端痴迷也不時引起負面評論，尤其是在布呂恩巴赫堡所在的山谷，這裡是他的主要狩獵場，為了保證當地能有足夠的健康的獵物，弗朗茨·斐迪南封鎖了城堡周邊所有的土地。當地人不能再走那些熟悉的路了，也不能再到山上去放羊了，這都引起了當地的民怨。
也正因此，刺殺案的訊息公之於眾時並沒有引發帝國境內大範圍的哀痛情緒，這也是為什麼這場刺殺案一直以來都以發生地命名，而不是受害者的名字命名。也正因為斐迪南大公並非一個飽受歡迎的公眾人物，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這個事件並不能作為“一戰”爆發的導火線。
但很快，弗朗茨·斐迪南的聲望在紙媒的報道炒作之下不斷提升，24小時之內薩拉熱窩事件的諸多主要細節：從查布里諾維奇扔出炸彈到跳河尋死、從大公對傷者所表示出的關切到他在市長致辭時對情緒的剋制、從那個致命的通往弗朗茨·約瑟夫大街的彎道到大公彌留之際對妻子說的話等等，已是人盡皆知。報紙不斷以大篇幅持續報道此事。代表哀悼的黑色條紋最先出現在報紙的頭版，隨即街上開始出現哀悼的黑旗，直到最後就連電車上都被蓋上黑布以示哀悼。輿論領袖們也開始從大公個人出類拔萃的政治能力竟然英年早逝、一段完滿的婚姻就這樣被硬生生地摧毀了、大公夫婦的三個孩子一夜間變成了可憐的孤兒、老皇帝承受喪子之痛等多個方面突顯這一事件是如此讓人悲痛。
當然，在帝國的大多數人看來，薩拉熱窩事件是出於政治原因而非衝動所為。輿論領袖們也迅速將此事件包裝得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斐迪南大公遇刺後，有媒體報道，這不僅意味著國家喪失了其未來的皇位繼承人，更使民眾們失去了這樣一位“他們所依靠的、能夠為他們構建美好未來的偉人”。如此，儘管刺殺事件還在調查中，儘管經過兩個星期的努力，對於該事件的幕後真兇到底是誰還是一頭霧水，但從奧匈帝國政府的上層和大多數老百姓都認定是由“貝爾格萊德方面操縱的”，立刻就對塞爾維亞政府充滿了復仇的憤怒，並將其作為“假想敵”來看待了。
塞爾維亞政府及首相帕希奇糟糕的應對方式，伴隨著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媒體持續的幸災樂禍的謾罵之聲，奧匈帝國方面的質疑也進一步加強。根據奧匈帝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的報告，薩拉熱窩事件的訊息傳到當地時，當地人“極其誇張”地熱烈慶祝，那種表現“我只能用‘獸性’來形容”。帕希奇不合時宜的虛張聲勢使這攤渾水越攪越渾。在6月29日於新塞爾維亞進行的一場有幾名內閣大臣、多名奧匈帝國轄區的塞爾維亞代表出席的演講中，帕希奇警告如果奧匈帝國方面嘗試以“刺殺案這一讓人遺憾的事件”作為政治籌碼抵制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人民則“必將毫不遲疑地捍衛自己的權益、完成自己的使命”。在當時刺殺案發生沒過多久的那個時刻看來，這一姿態顯得甚為扎眼。與帕希奇的話語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或他的政府在配合奧匈帝國政府調查皇儲夫婦遇刺案的根源動機時未提供任何看似積極可靠的協助。這一切在塞爾維亞方面看來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激怒了奧匈帝國政府，在他們眼中看到的只有塞爾維亞的傲慢無禮和假意逢迎。
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碟
事件給奧匈帝國決策層帶來的影響是直接而深刻的。6月28日之後沒幾天，奧匈帝國的決策者們就達成共識：只有靠軍事手段才能解決與塞爾維亞之間存在的種種問題。
薩拉熱窩事件不只鼓動了鷹派走向戰爭，也徹底摧毀了和平的希望。鷹派中最激進的當屬總參謀長康拉德，用奧匈帝國聯合財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的話說，康拉德的建議其實可以用三個詞概括：“開戰！開戰！開戰！”。康拉德50多歲的人了，愛上了一個名叫吉娜的有六個孩子的有夫之婦，他將發動戰爭當作贏得吉娜芳心的手段，於是天天幻想自己征服了巴爾幹，成了一個大英雄，就能在鮮花、歡呼、掌聲中把吉娜抱回家。所以，康拉德從一開始就是個極端的主戰派。
奧匈帝國內擔任匈牙利首相的蒂薩強烈反對立即釆取軍事行動。這是因為在蒂薩看來，匈牙利人雖然在人口上較少，卻在帝國內與奧地利人平分權力，這就需要帝國的體系保持原樣。一場不成功的戰爭可能導致對斯拉夫的人讓步，有可能使“三分天下”取代“奧地利一匈牙利”的“二頭世界”。一場成功的戰爭，同樣可能帶來“三分天下”的後果。正是蒂薩暗懷私心的阻擾，使得立即對塞爾維亞採取行動的強烈慾望觸礁了。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也因為軍事行動需要準備的時間；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看德國的態度。7月6日德國人給出了支援的肯定答覆，但德國人堅持認為，如果要對塞爾維亞採取反制行動，必須儘快進行，最好趕在人們對薩拉熱窩事件的憤怒還沒完全消散的時候。在德國人看來，弗蘭茨·斐迪南被刺後，奧地利嚮應對此事負責的塞爾維亞發動短暫的報復性攻擊以示懲戒正是時候，此時塞爾維亞的軍隊正好由於不久前在巴爾幹戰爭中的失敗而元氣大傷。而且其他強國很可能會認為這樣的攻擊無可厚非，是對殺害哈布斯堡王室繼承人的合理報復，人們幾乎都會覺得這樣的反應自然而又合理。
但奧匈帝國的政治字典中“雷厲風行”這個詞並不多見，只有兩個速度：慢和停。奧匈帝國直至7月23日才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這時刺殺事件已經過去了超過三週，大家對事件的熱情也減退了很多。而耽擱的原因是奧地利人特有的拖拉，雖然拖延是由於匈牙利的農忙時節即將到來，需要等待徵召計程車兵忙完農活。加之，在最後時刻，法國總統普恩加萊正在俄國對沙皇進行訪問，而奧地利人不想在普恩加萊離開俄國之前發出最後通牒，這樣法國和俄國就不能立即達成聯合行動，因此將時間又延後了三天。
可以說，奧地利的遲緩反應相當於一條慢燃的導火索，最終導致了所有大國的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