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得老盆為什麼要鑽孔是什麼意思
前言
“禮”是早期中國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形式，由此上溯至先秦秦漢時期，“禮”書的文字形態在中西學界長期存在一些爭議。
幸賴地不愛寶，出土簡牘為探索西漢中期以前流傳的
“
禮
”書形態提供了實物證據。如《周禮》在漢代原稱《周官》，多見於《史記》《漢書》記載。據《漢書·河間獻王傳》，是書在漢初最早被獻於河間獻王，經整理之後藏入秘府，至新莽時經劉向、劉歆父子校理得以重新傳播。
關於其成書、作者與流傳，是學界長期探索的問題。
學者多注意到《周禮》所載禮制與《左傳》相合者共
161例之多，說明《周禮》所載大部分內容與《左傳》所記述的時代相去不遠，
反映的應是古禮的真實面貌。
《左傳》成書於戰國。
與之相應，學者也發現出土戰國楚竹書，特別是清華竹書中《成人》《攝命》《筮法》《晉文公入於晉》《行稱》《祝辭》諸多篇章，可與《周禮》所載制度系聯
；嶽麓秦簡（肆）簡116規定亡失縣官器者，價值在百廿錢及以上者，要
“獄治
”，即交由司法機關處理；不足百廿錢者“其官自治”，也就是說由各級行政部門自行處理。此即是《周禮》屢次提及的“附於刑者歸於士”。
就此意義而言，出土簡牘為《周禮》的史料淵源和制度設計的探討提供了重要依據。似因其長期藏於秘府，並未受到社會的特殊重視，出土簡牘中尚未見到與今傳本《周禮》直接相關的篇章，而
《儀禮》《禮記》
的篇章卻可得見在西漢中期以前的廣泛流傳。本文擬由近年所見戰國秦漢簡牘典籍就此問題略做簡單討論，以供師友同好批評。
郭店楚簡《緇衣》、上博楚簡
《緇衣》《武王踐阼》等
存在今本大、小戴《禮記》中的篇章及其章序、異文，長久以來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不僅有助於說明《禮記》定本之前單篇並行的流傳狀態，由此對於今本《禮記》諸篇章的來源，特別是《漢書
·藝文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之“
七十子”
的時代跨度［25］1709，也有了更加具體的認知。今本《禮記》中不僅保留有孔子講學時的記錄和傳經遺文，還保留有許多孔門七十二子講學的記錄和傳經遺文。
如今本《大戴禮記》即保留有不少孔子講學的記錄，而《禮記》的《緇衣》《中庸》《坊記》《表記》等被認定為出於《子思子》，《樂記》出於《公孫尼子》，《大學》《曾子問》等則與《曾子》有關。
這其中，漢儒的作用並不僅僅是董理儒家經學、子學文獻，在編輯這些不同文體的儒家文獻時，也會加進自己的著作，
其中一些還託名孔子及其門人。
上述論斷也日益得到新出簡牘典籍文獻的證明。首先可以戰國楚竹書為例，《緇衣》《武王踐祚》之外，郭店、上博楚簡中還見有不少篇章與今本大、小戴《禮記》有關。
如李學勤先生指出，郭店《尊德義》的句式類似
《曲禮》，體例與《中庸
》相近
；《五行》的文字與《禮記》中不少篇近似，為七十子後學所作；郭店《性情論》、上博《性自命出》主要講“樂”的上半部分，其根本思想與《樂記》也是一致的。
上博《民之父母》的內容也基本見於《孔子閒居》。此外，上博
《天子建州
》第一章與《大戴禮記
·禮三本》關係密切，《內豊》與《昔者君老》合編後的內容接近今本《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和《曾子事父母》。
這些與今本《禮記》篇章近似的文獻分篇並行的情況，
在西漢中期以前仍得延續
。海昏侯劉賀墓中所出
109枚木楬，其中編號81的木楬，原縱十餘列文字可辨者存四：“燕禮”“薌飲酒”“樂記”“昬禮”等，可分別與今本《小戴禮記》中之《燕義》《鄉飲酒義》《樂記》《昏義》一一對應。
整理者已指出，海昏簡本與傳世本《禮記》和《大戴禮記》有關者共四組
：第一組四道編繩的為《曲禮》；《禮記·祭義》《喪服四制》和《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等篇；《禮記·中庸》和《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等篇；
第四組則為《保傅》
。
這無可辯駁地說明《禮記》諸篇在西漢中期以前單篇流傳的形態，後兩組的相關情況也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三組《中庸》《曾子大孝》等出土時與《論語》諸篇混雜在一起，揭示的是西漢時期《禮記》《論語》等
儒家經典文字的流動形態。
這也解釋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即戰國秦漢之際，流傳著很多關於孔門言行的記述，有不少現在還保留在《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孔子家語》等各類傳世文獻中，除上述郭店、上博竹書之外，
也見於定州漢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北大漢簡《儒家說叢》等。
它們的體裁和內容有很多與《禮記》《論語》有相似之處，卻不屬於今本《禮記》《論語》的範圍。這些文獻不僅可視作成型之前的《禮記》乃至《論語》等經傳類文獻的原始古本來源，也顯示出孔子之後以迄西漢年間，
儒家後學繼承孔子的合經文
、傳記、諸子為一體的儒學思想體系和學術體系的建構過程。
海昏簡本《保傅》的重要異文為這一歷史過程的追索提供了可能。下文據整理者韓巍先生所言試舉幾例。簡文用詞與內容，與《儀禮》中《鄉飲酒禮》《燕禮》等篇十分相似，是一種記錄、
指導禮儀行事的文字。
篇題
“王會飲儀”之“儀”，即是此類文字的名稱。這類被稱為“儀”的文獻，內容可能主要為進退容止、站立位次。西漢初年，諸事均屬草創，叔孫通為高祖擬定朝會禮儀的故事常見於學者引用。《
史記·叔孫通列傳》
有“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故由武威漢簡《儀禮》與海昏竹書《王會飲儀》諸篇，不僅明瞭《儀禮》的西漢文字形態，亦可得見《儀禮》衍生且與叔孫通所制朝
“儀”同類之篇章的流傳。出土簡牘為西漢中期以前流傳的“禮”書形態的探索
，提供了實物證據。
“三禮”定本雖均肇基於西漢，但其初始文字至遲在戰國時期出現，已為20世紀末出土的郭店楚簡所證明；而西漢中期以前《儀禮》《禮記》等“禮”書文字形態的不均衡性，亦日漸由層出不窮的出土簡牘典籍所揭示。
清華竹書《成人》《攝命》《筮法》《晉文公入於晉》《行稱》《祝辭》等篇中蘊含的史蹟，嶽麓秦簡中的相關法律條款，均可得見與《周禮》有關的史料依據和制度設計理路。郭店、上博以至海昏竹書《緇衣》《中庸》《保傅》諸篇，使我們得以以《禮記》為中心窺見早期儒學的文獻體系和
儒學思想學術的大體建構過程。
這其中不僅有《緇衣》《中庸》等傳統認識上所謂
“孔門七十子”後學之作，還有海昏竹書《保傅》的發現，也證明了其與賈誼《新書》的密切聯絡，反映出《禮記》文字形成過程中的漢儒加工形態。
武威漢簡《儀禮》與海昏竹書《王會飲儀》諸篇，不僅有助於明瞭《儀禮》的西漢文字形態，亦可得見《儀禮》衍生且與叔孫通所制朝
“儀”同類之篇章的流傳。今天對“禮”書經典文字的訂正辨偽工作，實際上都是以恢復鄭玄等整理校訂的原貌為最終目標，“
一般而言，無法再追溯到鄭玄等人校訂以前的狀態”。
這是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比鄭玄他們更早的、完備的文獻資料可以拿來對照，進而判斷他們的正誤，但是日漸豐富的出土簡牘典籍似乎為了解鄭玄以前的
“三禮”文字形態提供了重要參考，新發現的“
先秦遺物細節和屢經歷代學者改造的傳世文獻”能否建立密切的學術聯絡，需要更多的方家來批評指正。
出土簡牘使我們得以以《禮記》為中
心，窺見早期儒學的文獻體系和儒學思想學術的大
體建構過程。這其中不僅有《緇衣》《中庸》等傳統
認識上所謂
“孔門七十子”後學之作，還有海昏竹書 《保傅》的發現，
證明了其與賈誼《新書》的密切聯 系，也反映出《禮記》文字形成過程中的漢儒加工 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