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市英文怎麼說
4月16日，紀錄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以下簡稱《六人》）上映。這個日子，同時也是109年前泰坦尼克號沉沒後的第二天。如果不看《六人》，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都不會知道那艘大名鼎鼎的遊輪上還有八名中國乘客，並且其中有六人在災難中倖存。
但有意思的是，影片的導演羅飛（Arthur Jones）和首席調查員施萬克（Steven Schwankert）都是在中國定居多年的外國人，但中國人自己卻幾乎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羅飛在剛剛開始考慮要不要做這個片子時候，曾經向周圍的中國朋友諮詢，但大多數人的反應都是“泰坦尼克號上還有中國人？”
中國觀眾對於那場災難的認知大多源自詹姆斯·卡梅隆轟動一時的電影《泰坦尼克號》，但人們不知道的是，影片結尾傑克和露絲趴在一塊漂浮的門板上等待救援的場景，其實靈感就來自於一名中國倖存者的真實經歷，並且真的拍了這一段，只不過沒有保留在正片中。作為本片監製的卡梅隆得知《六人》即將在中國上映，特意發來一段影片，親口講述了這一段往事。
《六人》主創團隊合影，中為卡梅隆，其左為導演羅飛，其右為首席調查員施萬克。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這是一段被刻意隱去的歷史，有關移民、偏見、種族主義和上世紀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當時的華人移民在西方主流媒體敘事中被刻畫成醜陋的“他者”。但真相始終有跡可尋，散落在世界各地有關泰坦尼克號上倖存者的塵封檔案在一百多年之後重新被《六人》公之於眾。
上個世紀初，大量華人移民的故事始於一個叫做“台山”的廣東濱海小城。如今那裡已經是著名的華僑之鄉。在倖存的六人中，四人來自台山。羅飛告訴介面文娛，他們曾幾次去到台山，再到下川島。那裡有一個小的港口叫做“石咀”，如今看起來那隻不過是一個貌不驚人的小海灣。但一百多年前，我們故事的主角連同大量的同胞就是先從那裡出發，然後到台山，再從台山去香港，在那裡會有許多代理公司幫助他們聯絡工作，接著再從香港轉去歐洲或者美國。“他們的路線很明晰，就是在那裡開始的。”
影片主創及其合作的20位調查員歷經五年的搜尋，踏足全球20多個國家和城市，與上百位聯絡人進行訪談，最終以一種懸疑的敘事手法將整個追尋的過程記錄了下來。
這個故事全世界都能分享
《六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並沒有簡單講述六名中國乘客如何被救的過程，也沒有將重點放在與種族主義等人類社會痼疾相關的問題上，而是一直追蹤著他們人生的軌跡，漂泊、離散、困頓和最終的落地生根。
這是羅飛喜歡的角度，“我感興趣的永遠是人。特別是當他們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來，我會覺得很榮幸。”他喜歡跟拍人物，一種非常純粹的做紀錄片的方式。他的作品《陽關三疊》講述三位退休音樂家決定籌辦一場音樂會的故事，展現他們在走入人生暮年之後從榮光到失落、然後再度閃耀的過程。歷時五年，影片完成的時候這三位音樂家已經有人過世。
“《陽光三疊》那種故事是比較適合我的，”羅飛說，“我拍海洋歷史相關的題材也是比較喜歡人物的故事。”在2013年的時候，他曾經和施萬克合作過一部海難題材的紀錄片《海神號事件》（The Poseidon Project）。
不同於羅飛，施萬克是一名海洋歷史學者。他始終熱愛的是與海洋相關的探險故事。“如果你對海洋歷史有興趣，那你肯定對泰坦尼克號有興趣。如果你能為泰坦尼克號的故事再補上一小塊，那當然你會做。”施萬克告訴介面文娛，“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他們是中國人。當然這些倖存者是中國人，但他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呆在外國，在英國、加拿大、美國或者別的國家，也有相當長的時間呆在海洋上。”
志趣迥然不同的兩人在2013年合作了一部海難題材的紀錄片《海神號事件》（The Poseidon Project），感覺非常滿意，就開始琢磨著要再合作一部作品。在尋找選題的過程中，施萬克發現有關泰坦尼克號上有中國人倖存的資訊，於是推薦給羅飛。
“我覺得有意思。我開始想，一共有八名乘客，六人倖存，相比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乘客倖存率要高很多。但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也許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而且，中國人對泰坦尼克號這麼感興趣，卻不知道上面有中國乘客，如果把這兩點結合起來，觀眾應該會感興趣。”
但羅飛一開始是拒絕的：“不是吧，又要拍海難？而且還是泰坦尼克號這個老品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施萬克的做法是隔一段時間就“敲一下他”，給他看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看看這個”。
後來羅飛發現，泰坦尼克號的故事不只屬於那個年代，它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我希望這部影片之後五年甚至十年，人們都會知道泰坦尼克號不只是泰坦尼克號，這個世界發生的很多事情，人類都有參與，並不只是某一個國家的事情。《六人》是一個屬於全世界的故事，所有人都能分享。”
羅飛和施萬克在《六人》拍攝現場，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隨著調查的深入，施萬克也慢慢發現，這個故事還有更多的縱深感，尤其是與人有關的部分。“泰坦尼克號其實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焦點：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了解他們的故事，更加了解泰坦尼克號的全部故事；另一方面，我們也能看到，在從這個災難倖存之後，他們的人生還遇到了什麼問題。”施萬克告訴介面文娛，“所以我覺得整個的紀錄片是一個有關中國移民或者華人勞工的故事，但泰坦尼克號並不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苦難。”
這與羅飛的觀點不謀而合。由此而展開的故事，最終看上去像是一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人在亂世中出走、在未知的大陸上求生存的史詩，也是當時的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逐漸融入現代世界的縮影。
為什麼他胳膊上有水果紋身？
“Enjoy life。”
在等待救援的漫長時間裡，露絲靠著傑克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支撐下來，並且度過了自己無悔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又回想起這句話，想到傑克幾乎全身浸在冰寒的大西洋海水中，把唯一的救命門板讓給自己。當東方露出魚肚白，一艘救生船終於返回，泰坦尼克號的五副羅威不停大喊：Is there anyone alive out there？ Can anyone hear me？ 死寂一片的海面上響起露絲的口哨聲。她得救了。
《泰坦尼克號》露絲和傑克趴在一塊漂浮的門板上等待救援的場景，圖片來源：《泰坦尼克號》劇照。
這是詹姆斯·卡梅隆電影《泰坦尼克號》中感人至深的一幕。年邁的露絲最後將海洋之心拋入海底，她和傑克的故事也隨著一起沉入大西洋。但現實中，因為趴在漂浮的門板上而最終得救的方榮山度過了他永遠無法釋懷的一生。他是否後悔當年自己遠涉重洋的決定？他是否像露絲一樣作為倖存者enjoy life？斯人已逝，我們只能在浩如煙海的檔案和後來人的模糊記憶中尋找線索，勉強拼湊起一些片段。
方榮山的故事不僅啟發了卡梅隆的電影結尾，還為泰坦尼克號上中國倖存者的研究打開了一扇窗。羅飛和施萬克在接受介面文娛採訪時都不約而同提到，“好像是方榮山在指引著我們一樣。”
要查詢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檔案記載，找到一百多年前那些人的家族及後代親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千頭萬緒。但施萬克告訴介面文娛，調研最開始的時候線索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方榮山的線索來之不易，但卻是這幾個人中最為完整的一條。
施萬克帶領調查員從泰坦尼克號登記的乘客名單入手，但由於中文名在方言發音和英文轉換之間的問題，他們在確認這些人的真實身份時花了不少時間。方榮山的名字在被登記成Fang Lang，後來他們從泰坦尼克號的論壇上發現了一個珍貴的線索——有一個名叫Tom Fang的人回覆他們的郵件，這個人就是方榮山的兒子。
有意思的是，Tom Fang也想要從他們這裡瞭解到更多關於自己父親的資訊。“方家，就是Tom一家，對我們非常熱情。”施萬克說，“他本人跟他爸的關係並不是很親密，父母離婚多年，不會說中文，也看不懂中文——我們還以為他會說台山話。”
與其說是《六人》在做調研，不如說這是一場雙方對於同一真相的共同追尋，這種互動把方榮山“塑造”成了影片中形象最為立體、性格最為飽滿的一個人物。
《六人》中形象最為立體的人物——方榮山，圖片來源：《六人》劇照。
起初，Tom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泰坦尼克號的倖存者，連母親從來沒有聽自己的丈夫提起過。在他的印象中，爸爸總是衣著得體，喜歡西裝，不愛說話。他記得父親有幾次很驕傲地向同鄉介紹自己，“他說‘這是我兒子，這是我兒子’”，但是得知父親在泰坦尼克號上的事情還是聽堂哥說的。
方榮山像許多移民到美國的華人一樣，為自己在國內的親戚也移民來美國做擔保，提供資金和身份資助。施萬克的團隊也採訪到了方榮山的堂哥。他記得很清楚，當時剛剛移民到美國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方榮山就是穿著得體的一套西裝。第一天晚上為他們接風聚餐的時候，方榮山特意告訴了他自己在泰坦尼克號上的事，“好大船。”
這多少令Tom感覺到有點難過，他並不瞭解自己的父親，反過來父親也從來沒有打算把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經歷告訴親生兒子。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他的想法和經驗來說，他當然想要一個來自台山的妻子，但其實兩人差距很大。”施萬克對此的理解是跟年齡有關，“他結婚的時候已經60多歲，而且他的這個妻子也是別人介紹給他的，也是從中國到美國之後才結的婚，當時她才剛剛20歲出頭。那個時候，方榮山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快50年了。”至於為什麼方榮山反而不跟自己的妻兒談及，施萬克說“也許他就是習慣了不說”。
這也許可以解釋一部分原因，其他的我們只能猜測。例如，方榮山一直到去世都在不斷給自己遠在大洋彼岸的親戚寄信寄錢。他的根還留在那個台山海邊小島上的村莊裡，在那裡，他沒有秘密。
當《六人》的拍攝團隊到達他的家鄉正式進行拍攝的時候，其實羅飛和施萬克都還不是百分百確定方榮山和Fang Lang就是同一個人。當時還健在的一位方榮山的後輩親戚忽然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背誦起他在信中曾經寫過的一首詩：“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還有三四個，抹乾眼淚笑呵呵。”羅飛和施萬克在現場都驚呆了，就是這首詩最終印證了Fang Lang就是方榮山，講述了他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歷，同時也透露出他更多的人生細節。
“我覺得大家的下巴都掉下來，然後我把我的小本子拿出來，趕快記下來。”施萬克至今提起都仍然覺得那一刻很奇妙。“我覺得特別是拍紀錄片的話，你知道a點，從哪開始很明確，然後b點，就是你要去哪兒也很清楚，但是中間的過程很曲折，你不能控制……所以，這真的就像是方榮山在抓著我們的手讓我們過去。”
羅飛也是一樣，因為在那次正式拍攝前，他已經認識這家人兩年了，但他們從來沒有提起過這首詩。
“我們後來也知道了，在去美國之前，方榮山其實是上過學的。而且他有很大的野心和夢想。我不想說他最後失敗了，但是他沒有實現這個夢想。”
根據羅飛的講述，方榮山一直想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儘管那個時候有“排華法案”，但商人這個身份還是被允許自由來往於中美兩國之間。他懷著這個夢想，和自己的兩個朋友踏上開往美國的船隻。但他們最初只能作為最低階的司爐工謀生，登上泰坦尼克號上是因為他們被臨時派往南美航線工作，是三等艙的合法乘客。和另外五位中國倖存者一樣，方榮山獲救之後不被允許在美國逗留，而是被轉到安妮塔號上繼續工作。在查閱後來的檔案時，羅飛發現方榮山登記的物品跟別人不一樣，“他在船上工作時還帶了西裝、領帶，跟其他船員的物品完全不一樣，所以他怎麼可能只滿足於做一個水手呢？”羅飛說，“但是他的兩個朋友在泰坦尼克號事故中死了，他沒有辦法，只能繼續留在船上。”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這一切，Tom從來都不知道。“這故事並不是純粹的歷史，而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們一直覺得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專案幫助現在的人去了解過去，有可能一些地方會讓他們感覺不舒服。”羅飛告訴介面文娛，“但剛開始我們並沒有想到Tom也會受影響。他心裡有一些空的地方、一些黑暗的角落——我和我爸爸的關係那麼不好嗎？怎麼連他做過水手、上過泰坦尼克號的事情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並不知道爸爸為什麼那麼做。”
但是Tom的確記得有那麼一兩次，父親在天氣熱的時候把襯衫的袖子挽上去，露出胳膊上的紋身。“方榮山是那麼喜歡穿正裝的一個人，而且是一個七八十歲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他怎麼會有紋身呢？而且這個紋身的圖案是水果，香蕉、柚子。”羅飛最開始也很疑惑，這跟方榮山的風格不符，“後來我們去研究了，那個時候有紋身的中國人大部分做過水手或者海軍，因為西方的海軍或水手做紋身是一種習慣。為什麼紋的是水果的圖案呢？因為後來他去的安妮塔號是一艘專門運輸水果的貨輪。”
從泰坦尼克號上倖存之後，顛沛流離的生活一直持續了三十多年，方榮山才以合法的移民身份進入美國，然後娶妻生子，開始新的生活。但此時的他已經垂垂老矣，是否還和當初那個“天高海闊浪波波”的少年一樣，即使再次面對冰山沉船，也能“抹乾眼淚笑呵呵”？我們不得而知，他似乎有意要隱瞞或者忘卻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難。在《六人》的片中，我們得知，他曾經開過公司，但最後也以失敗告終，只得在餐館做服務生。他的夢想終究是沒有實現。
對此，施萬克有另外一個角度。“我覺得方榮山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他成功了，他是倖存者。不管是夢想或者理想的生活，他至少實現了其中一部分——終於變成美國公民，並在那裡結婚生子。”不過施萬克也很遺憾，“可惜沒有機會問方榮山，他自己覺得有成功了沒有。”
白玫瑰咖啡館的消失
比起方榮山，李炳（Lee Bing）的故事更像是一個成功者的故事。假如他的身份能確定的話，那麼我們就知道，李炳最後輾轉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城市，並且開了一家名叫White Rose Coffee（白玫瑰咖啡）的咖啡館。《六人》的團隊走訪了那個城市，街市還保留有當年的基本樣貌。對比檔案館的老照片，你會產生一種時空交錯匯合的恍惚感，那塊牌匾彷彿仍然掛在那裡。
一些年邁的受訪者講到自己的父母曾經提到過的白玫瑰咖啡館是什麼樣子的。咖啡館的主人叫做Lee Bing，是一個非常友好而健談的中國人。他有時會跟來喝咖啡的客人談起自己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歷——這是不尋常的，似乎他是唯一一個曾經向外人談論這些的中國倖存者。那時街道上經常會有小孩子在玩耍，而Lee Bing經常會從店裡拿牛奶出來跟孩子們喝。
李炳在加拿大時期曾過著小康生活，圖片來源：《六人》劇照。
這些是人們對Lee Bing印象最深刻的兩點。但是Lee Bing一家突然消失了，那個時候他們已經在加拿大有比較成功的產業，開了咖啡館、飯館甚至洗衣房。《六人》的團隊最終也沒能確定Lee Bing的身份，也沒有找到更多的線索。
1923年，加拿大開始實施“排華法案”，Lee Bing的消失是否與此有關？這是一個疑問，由於相關資料的空缺，《六人》的團隊最終無法證實。不過，我們明確知道的是，一百多年前曾在西方多個國家或公開或暗地實施的“排華法案”改變了大量中國移民的命運軌跡。從泰坦尼克號上倖存下來的六個中國人，並不能像其他倖存乘客一樣被救治，他們甚至無法登陸紐約（泰坦尼克號的目的地）。在海難發生後的第二天，他們便被遣送到各自的下一個工作地，開始又一輪的勞作。有人去了加拿大，有人去了英國，有人去了古巴，也有人的蹤跡被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發現。
這其實反應了當時中國移民的共同命運：被拒絕、被流散、被拘禁。1882年，美國首先公佈排華法案，華人勞工被完全排除在外，僅有少數幾類人可以進入美國，但同時受到嚴格的限制。1910年，美國在天使島上興建了一座拘留中心，用以扣押那些可以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人。也就是說，所有想要進入美國的中國人，都必須首先在那裡待著直到證明自己的身份為止。
在天使島被關押的中國人。圖片來源：《六人》預告片截圖。
那裡名為“天使”，但絕對與天堂無關，實際上是一所沒有法律的監獄。被關進天使島的人不僅要忍受缺衣少食的惡劣條件，還要經歷無數次嚴苛的審訊，稍有不慎，便可能被遣返。假如不幸染病，也只能自生自滅。
《六人》裡有幾個鏡頭令人震撼——天使島的牆壁上刻滿了當時被拘禁在此的華人移民的詩句，描述被拘押、被虐待的感受。那些詩句就像在說：“別忘了我們在這裡都經歷了什麼，別忘了這一切是為什麼！”一整面牆的吶喊彷彿在那一刻溢位螢幕。詩以言志。
儘管羅飛和施萬克都是外國人，但《六人》在這個部分拍出了屬於中國人的獨有的表達方式。
那些活著走出天使島並且成功登上新大陸的中國人，不得不在他們餘下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經受被歧視和被迫害的遭遇，“紙生仔”（paper son）就是萬不得已的選擇。這是一道改名換姓的程式，意思是要把自己變成被擔保人的兒子，從此所有在美國合法有效的檔案都以新名為準，代價是，放棄了自己原來的身份，徹底變成另外一個人。《六人》借一位研究者的口說道：“他們已經對改換身份習以為常，一個人得有多麼強大的內心才能夠在這樣的世界生存下來？”
方榮山一定經歷了這一些，所以在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中，他會有Fang Lang、方森等多個不同的名字。其他幾個人也是如此。這些為什麼他們的身份如此難以確定，蹤跡如此難以追尋。又或者，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其中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經歷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在那個時代，對於遠渡重洋的中國人來說，身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活下來。再或者，完全知曉這段歷史的Tom會最終消解自己與父親之間的隔閡。
片中Tom曾經說起過一件事。父母離婚後，他有一次跟父親一起去看一個要租的房子，出來應門的是一個美國白人，但是一開口就說絕不會把房子租給你們這種黃種人。已過古稀之年的方榮山聽到後上去就給了他一拳，把人打昏了。“要知道那個時候方榮山已經七十多了，身高也就只有1米65左右，對方可比他高大多了。”羅飛說，“這就是他的性格，很有禮貌，但骨子裡是一個fighter（鬥士），他不會放棄任何事情。”
《六人》團隊在加拿大查詢有關Lee Bing的檔案。圖片來源：《六人》預告片截圖。
看完《六人》，我們也只能窺見冰山的一角，就好像一百多年前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泰坦尼克號一樣，永遠無法看清歷史的全貌。即便對於羅飛和施萬克而言，也是如此。儘管已經蒐集到這麼多的資訊，他們仍然覺得還有太多迷沒有解開，這些人的故事遠遠沒有被講完。
在採訪的過程中，他們找到很多當年倖存者的後代或相關人，得到了很多資料，遺憾的是無法在片中完全呈現。原因之一是，有些人不希望在這個時候去講述當年自己家人的故事，因為他們當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今依然可能還具備強大的影響力。
但羅飛的看法是，如果我們現在還以當年的道德標準去判斷他們的話“是完全不對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完全不會使用那一套標準來判斷自己了。他指的是在泰坦尼克號救援的過程中被反覆提及的Women and Children First，而且最重要的是，當時人們對於中國倖存者的諸如“事先藏在救生船艙底”“扮成女人上救生船”的指責並沒有證據。《六人》在片中以實證的方式去還原了當時最有可能的情況。
泰坦尼克號沉沒了一百多年後，這個世界變好了嗎？
“我當然覺得現在的世界有進步，但是也沒有完全解決。”施萬克表示，“紀錄片給大家看的並不是近期發生的事，是一百多年前甚至更長時間的歷史，所以我們還有地方可以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