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路是不是要改建
在宋代的詩人當中，沽酒客對范成大尤為喜愛，因為他寫的田園詩，如同古代農戶日誌一般，給我展現了一副完整的宋代農村畫卷，在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組詩中詩人退居家鄉後寫的一組大型的田家詩，共六十首，描寫農村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景色和農民的生活，同時也反映了農民當時的遭受的剝削以及生活的困苦。
拋開階級和時代的侷限，基本上我覺得雖然田園詩不是范成大開頭，但是到他這裡基本就寫盡了，再有也比不過他的意境去。而范成大也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人，他的一生基本代表了儒家行為準則的一種規範。
少年聰慧苦學，青中年獲取功名參政為民，晚年退隱田園，過著“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 也傍桑陰學種瓜。”的生活，無比愜意。
對於范成大藝術的成就，可以這樣去理解，在世南宋的時候即有顯著影響，到清初則影響尤大，有“家劍南而戶石湖”（“劍南”指陸游《劍南詩稿》石湖則是說的范成大，因為他晚年隱居石湖而自稱）。其詩風格輕巧，但好用僻典、佛典。晚年所作《四時田園雜興》（60首）是其代表作，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謂之“也算得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他同時還是著名的詞作家，或許還可說是一位地理學家。有《石湖詩集》、《石湖詞》、《桂海虞衡志》、《攬轡錄》、《驂鸞錄》、《吳船錄》、《吳郡志》等著作傳世。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稱石湖居士。漢族，平江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南宋詩人。諡文穆。從江西派入手，後學習中、晚唐詩，繼承了白居易、王建、張籍等詩人新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終於自成一家。風格平易淺顯、清新嫵媚。詩題材廣泛，以反映農村社會生活內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與楊萬里、陸游、尤袤合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
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為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有了一段西入巴蜀的經歷，還跟陸游在四川以文會友，成了莫逆之交。二人都有來瀘州的經歷，陸游寫了不少瀘州的詩歌，而范成大更加熱衷於這個江陽故地的山水人文，也為瀘州留下了不少人文筆墨。
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在譚德稱、楊商卿父子範季申、郭中行等6位送行者相伴下從成都出發，同遊峨眉山後在嘉州（治今四川樂山）作別，順江出川，路過瀘州。在當時瀘州治下的江安縣，作《江安道中》一詩。詩云：
穠綠連村荔子丹，瘴雲將雨暗前灣。
張旗且喜三灘駛，叱馭曾驚九折艱。
瀘水舟間迷古渡，馬湖碑缺伴荒山。
威名功業吾何有？無事飄飄犯百蠻。
該詩實錄在范成大的名著《石湖詩集》中。
江安今天屬於宜賓轄管，但是從隋至清，江安縣俱是瀘州屬縣。江安縣位於四川盆地南緣，地處宜賓、瀘州、自貢三市之交，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隸於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區。1950年初，隸屬川南宜賓地區，1952年9月起隸屬四川省宜賓專區，1961年4月屬宜賓地區，1996年10月屬四川省轄宜賓市至2017年末未變動。
江安縣是省級歷史文化名城、省級文明城市、革命老區縣和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從瀘州劃出，其實帶走了瀘州很大一部的人文底蘊，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是歷史存在的東西，我們應該正視它，倒不必去爭執什麼，只是希望瞭解瀘州的朋友應該明白一下，今天有些說瀘州豬兒粑來自宜賓，沽酒客就覺得多讀點歷史書籍還是有幫助的。
上面那首詩的題下有小序：“近瀘州最險處，號張旗三灘。言張旗之頃，已過三灘。其湍急如此。瀘戎之間有渡瀘亭，然不知孔明竟出何路？今（宜賓）鎖江亭對岸廢城，下臨馬湖（江），有《韋高紀功碑》巋然荒榛中，疑此或是古蹟。”這裡所說的張旗三灘，就是今納溪下游不遠處的兇灘頭脊樑、二脊樑和三脊樑。如今頭脊樑是瀘州納溪區一處天然自然景觀，非常值得一觀。也是當然船工們心驚膽戰的一處險要之地，俗話說行船到此“頭脊樑打（打爛）個角（讀各），二脊樑跑不脫”，就知道當時有多危險。
而渡瀘亭，范成大《吳船錄》有載：“瀘、敘對江即夷界，近（瀘州）城有渡瀘亭，竟不知孔明從何處渡。或雲敘正對馬湖江，馬湖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
據乾隆版《直隸瀘州志》載：悠閒自在、興致昂然的范成大坐在回家的船兒向東順流而下，到瀘州時登臨瀘州的南定樓，而作《南定樓》名篇，詩云：
歸‘艎’東下興悠哉，小住危欄把一杯。
樓下沄沄內江水，明朝同入大江來。
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渡瀘亭和南定樓的蹤跡了，但是在宋代的時候，應該是可以比美如黃鶴樓、岳陽樓的名樓的，加上陸游、范成大等人的加持，完全是為瀘州以後歷史文化城市儲備的一張張文化名片。
陸游
可惜因為歷代變遷，遭遇各種橫禍、兵燹，以致後人少知曉，漸漸淹沒於歷史的長河裡，我們也只能在這些詩詞和方誌典籍裡看到文字記錄而已。
這裡有必要提及一下南定樓的來歷，它建於唐代，原名“水運亭”，當時江地面積並不大，是“帥守會僚屬將佐商務軍務”的軍事會議之地（《宋代瀘州酒樓考略》，趙永康，見《四川文物》1988年第03期p54 ）
在舊時，其建築和勘用“大廈”一詞形容。平時，南定樓主要供士大夫階層人士登臨覽勝。只是到了南宋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瀘州安撫使晁公武把它改建成了“廣袤8丈（每丈約3·33米）有奇”的會議大廳，面臨沱江，雄壯冠甲一方，並取諸葛亮《出師表》中“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將帥三軍，北定中原”語意，命名為“南定樓”。
作為地方軍治所之地，南定樓自然也就成為文武官商略軍政和治理屬地的重要會議大廳，同時，也作為招待過往朝廷官員、地方顯貴和宴飲僚佐的重要場所。
據《永樂大典》轉引宋人曹叔遠主持編撰的《江陽譜》載稱：“南定樓在瀘州芙蓉橋後羅城上，舊為水雲亭，紹興32年，晁公武改建此樓，壁左右李贊皇和諸葛忠武像及南蠻、西夷地圖。其雄壯尤為一郡勝……”
羅成即資江今天的沱江，有瀘州老學者前輩考證這座南定樓，就在今瀘州江陽區濂溪路及鐘鼓世家小區附近的地方。民國年間，還尚存南定臺一座，可惜的是歷經歲月變遷和城市發展改建，如今已難覓遺蹤。
今天看來是很可惜的，南定樓不僅僅是瀘州歷史文化的遺存，也見證了陸游、范成大等在瀘州的歲月，相信明代楊慎這樣的大才，長期寓居瀘州，也少不了登臨懷古，歷代文人墨客，因為懷古而讓古蹟得以儲存江陽沽酒客覺得倒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惜大多成了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