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體現了什麼德育方法
《為政》第四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段話，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翻譯為，孔子說：“我十五歲，有志於學問；到三十歲，即小有所成，能夠自立；四十歲，［有了一定的知識，］不致迷惑；五十歲，得知天命；六十歲，一聽別人說話，便可分辨是忠言還是巧言；到了七十歲，便隨心所欲，任何念頭都不會越出規矩。”錢穆《論語新解》翻譯為，先生說：“我十五歲時，始有志於學。到三十歲，能堅定自立了。到四十，我對一切道理，能通達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麼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聽到的，都能明白貫通，不再感到於心有違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會有逾越規矩法度之處了。”
楊逢彬和錢穆翻譯的區別在於，楊逢彬把“有志於學”解釋為“有志於學問”，而錢穆則沒有展開解釋。
“十有五而志於學”，這裡的“學”到底是什麼，是楊逢彬理解的“學問”嗎？
單純從這段話來看，楊逢彬的解釋可以說得通。但是也讓人產生疑惑。孔子為何“十有五”才“有志於學”？又為何他一開始就“有志於學問”，但是他後來又汲汲於從政呢？
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僅僅在“學”上面找答案。《述而》第六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子張》第六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罕》第三十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從這幾則，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所說的“學”和“道”密切關聯，而“志”也和“立”密切關聯。
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認為，孔子這段話實際上是描述他治學境界的層層遞進，我認為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認為這段話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也就是孔子談論的是他的治學歷程和治學之道，而不是分開作為每個年齡階段的不同的具體的事情。
周海春的《論語》哲學認為，《論語》裡的“學”具有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這裡的“學”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學問”，而是“道”。“志於學”實際上就是“志於道”。
孔子說這段話的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他回顧自己的一生，用這幾個年齡階段，描述自己求學問道的過程和收穫。對於孔子本人來說，這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一份自傳。但是孔子的求學具有普遍意義，所以後來他的描述成為人們檢視自己的一種標準和尺度。
孔子被後人稱為“至聖先師”，雖然這不一定完全是他的初心。對於孔子來說，如果“邦有道”，他是寧可出仕的，選擇做老師，於他實在是無奈之舉。
雖然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但是他一輩子勤奮好學，而且把求學不僅作為知識的學習，而是作為人格修養，對於“仁”的追求，所以他的“學”就超出了一般的對於知識和技能的獲取，而具有“道”的本體的意義了。
老子的《道德經》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孔子“有志於學”似乎和老子的觀點完全相反，實則不然。
老子這句話在後世往往被誤解，以為學習反而離道越來越遠，不學反而可以得道。這種理解實際上是對老子的話斷章取義。
《道德經》裡這句話的原文是“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
”老子的原意是“為學”最終的結果是“無不為”，這和孔子“為學”最後“從心所欲不逾矩”不是完全一樣嗎？
孔子和老子的表述，表面上不同，最後通往的都是“道”和“德”。只是老子更注重看到“學”和“不學”之間的辯證法，以“不學”為“學”，直奔本體的“道”。而孔子更強調“學”的具體過程，篤定志向，踏實進取，不斷進階，最終也順利得道。
當然對於普通人來說，最後像孔子一樣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少之又少，但是他指示的學習途徑是正確的，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借鑑。他的境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終身學習，求學問道，不管結果如何，都是沒有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