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是哪幾個時期
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由於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將忠君報國的儒家入世思想當作自身鞏固政權的思想武器，
使得中國人在長久以來逐漸形成了入朝做官為最高人生目標的價值觀。
然而，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卻也總會在某個時段或者某個地區出現一種可以稱得上是逆潮流的隱逸趨勢。
雖然這種隱逸之風始終無法真正佔據社會主流，但它的存在卻也無疑使中國文化的豐富性更甚一籌。
而在兩漢時期，在某些原因的促使下，隱逸一事於某些地區之內呈現出短暫的爆發局面。
一、兩漢的隱逸地區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
1、三晉、關隴與齊魯在隱逸人士當中佔比巨大
三晉，其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與山西省全境，關隴的範圍則大致囊括了今天的陝西、甘肅與寧夏一帶。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大程度上與這兩個地方的所處環境有著巨大的關係
。
一方面，這兩個地區的自然環境條件都較為優越，如三晉地區的太原郡位於黃土高原中心地帶，對農業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促進作用，
而關隴地中的關中則更是早在戰國時期就被誇讚為天府之國；
另一方面，這兩個地區位於古代王朝的政治核心地帶，秦朝定都於咸陽，漢朝定都於西安，
而在古代社會當中，政治核心地帶也便是經濟核心地帶，這極大帶動了其相關地區的發展。
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三種條件同時佔據的情況下，
三晉與關隴地區也日趨繁榮，其境內各個行業都走上飛速發展的階段，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另外，由於地處皇城周圍，這兩個地區也更容易誕生入朝為官的王侯將相。
而當他們飛黃騰達之後，自然也不會忘記推動家鄉的發展，尤其是在教育層面，因為他們無比希望日後自己的家鄉能夠出現更多自己的同僚。
有趣的是，
也正因為文化素養較高、各類思想也在該地得到充分交流碰撞，反倒造就了一些看破紅塵、不問世事的隱逸之士。
在兩漢交替之際中有著明確籍貫的六十一位隱逸之士當中，三晉和關隴加起來就有二十四人之多，其佔比不可謂不大。
而齊魯地區之所以能夠與這兩地相比，則還多了一層歷史積澱的因素。
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齊魯地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蒙上了一層較為濃厚的儒學色彩，其境內的民眾也大多深受此影響，忠君報國的理念相當盛行。
而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實行，更是再度加強了這種觀念。按理來說，既然儒學在該地如此盛行，那便不應該出現太多隱逸之士才對。
但是，
正是出於對君主的維護與尊重，使得齊魯地區的有識之士在王莽篡漢之際寧願隱逸深山，也不願意入朝為官、侍奉二主
，這也是在兩漢交替之際齊魯地區出現了多達十四位有明確記載的隱逸之士的重要原因。
2、其他地區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除開這三個主要地區之外，喜歡出現隱逸之士的地區還有巴蜀地區、吳楚、宋地、南陽等等。
同樣的，這些地區的自然條件也較為優越
，無論是水土皆良的成都平原，還是吳楚地區魚米廣佈的盛況，都使當地得以擺脫貧困落後的情況、而在思想教育層面得到進步。
尤其是南陽、汝穎、陳留等中原地帶，不僅自古以來便是中華大地文化區域，在東漢時期也成了如關隴、三晉那般在西漢時期的政治中心
。
而伴隨著東漢末期的朝政愈發腐敗，這些核心地區的有識之士也開始對本朝政治持愈發失望的態度，以至於或主動或被動地隱逸
，這也算是無可奈何之舉。
雖然這些地區的隱逸之風始終無法與前文所提到的三個地區相比，但正是因為有了它們，才最終造就了兩漢時期獨特的隱逸文化。
二、社會環境的變化促進了隱逸之風在不同地區的出現
1、西漢初期的黃老之學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導
在經歷過十幾年秦末戰亂之後，整個中原大地已經陷入了徹底的衰退期，
即便西漢的建立如同一股新生血液一般試圖修復之前所留下的創傷，但這無疑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然而，恰逢此時，北方的匈奴又剛好進入它的強盛期，對漢朝的安全造成了強烈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
漢朝統治者只能採取和親的方式來避免雙方發生大規模衝突，同時選用黃老之學中的“無為而治”理念來作為自己的治國之策
。
所謂無為而治，也就是政府不過多幹預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活動，在不違背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盡由他們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以使國家快速恢復生產。
在才經歷過戰爭摧殘的西漢社會，這一政策取得了極大成效
。此外，西漢初期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對商業發展並無太大限制的時期，冶鐵、賣鹽等行業皆可由民眾來進行，甚至就連鑄幣的權力也對民間開放，這對推動西漢的繁榮有著重要作用。
而黃老之學作為一種具有官方背景的思想，自然也受到了來自廣大學者們的輪番推崇
。當然，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效果，很可能與黃老之學透過西漢的繁榮，切身實地地向人們證明了它的作用和偉大。
而隱逸作為黃老之學當中的重要內容，也被當時的學者們注意到並加以實踐，這也是西漢初期隱逸之風較為盛行的主要原因。
2、儒學的強制推行受到了來自人們的反對
當漢武帝即位後，為了從思想層面加強自己對整個國家的掌控，在聽取董仲舒的建議後，
他開始將儒學設立為官方思想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開來
。儒學本身就具有著較為強烈的入世意味，對君臣之間的關係也有著相當嚴明的論斷。
而經過董仲舒加工後的儒學在這方面的意味則變得更加強烈，同時因為儒學的強制推廣，
使當時的讀書人普遍樹立了一種必須入朝做官的信念和理想，政府的地位也陡然抬升
。
在這種大環境下，人們就像是被裹挾了一般，一旦出現與儒家思想所提倡和規定的行為或言語，便會被視為不合群甚至是大不敬，人們在思想層面的自由度被大幅壓縮。
相對應的，當儒學被強制推廣傳播後，其它學派的理論自然便會遭受到排擠打壓
，研究的人越來越少，最終消失於世間。誠然，它們當中的部分優秀理念也會被納入到儒家當中以完善其本身，但它們終究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存在了。
但是，當時的西漢才剛剛經歷長達幾百年的思想自由時代，百家爭鳴的影響仍在，甚至連黃老之學的盛行也彷彿還在昨天。這種強制的思想繫結無疑對不信服儒家的人們造成了嚴重的衝擊，以至於讓他們產生對政府的反對之心——就是不加入你。
當然，
可能他們原本也就沒打算著做官
。在這種政策之下，政府越強制，人們的隱逸之心也就越強，隱逸之士也就越多了。
3、動盪的時局迫使人們隱居
在古代封建社會體制之下，作為一國之君的皇帝對國家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若是皇帝英明，國家強盛絕非難事；若是皇帝昏庸，國家衰頹也只在旦夕之間。
而在兩漢時期，當時的中國就經歷過多次因皇帝昏庸而導致時局動盪的時期。
自從漢元帝劉奭即位以來，西漢就再也沒有誕生過一個明君，這也使強盛一時的西漢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
朝政的黑暗與腐敗使有識之士再無用武之地，社會的動盪與黑暗更使他們無法感受到奮鬥的意義與價值
，無可奈何之下，他們只能選擇隱逸世外，以一種不問世事的態度著書立說，從而使自己的心靈得到滿足。
當王莽篡漢後，不僅引起了儒學者們的強烈抵制，他所實施的改革更使本就相當嚴重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時之間戰亂四起，各地起義軍勢力蜂擁出現、佔據一方，為了能夠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而相互激戰。
在這種情況下，
有識之士繼續被埋沒、在動盪的大潮當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隱逸之風則繼續興盛擴張
。尤其是前文所提到的齊魯地區，更是如此。
雖然光武中興的發生一度改變了這種惡劣局面，但直到東漢末年，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隱逸的例子也就多了起來。因此
，縱觀歷朝歷代，越是時局動盪的年代，隱逸之士也就出現得越頻繁。
三、總結
總的來說，兩漢隱逸之士的地區分佈大致呈現著這樣的一個特點
：以經濟發達、所處環境較好的地區為主。
因為在大多數時候，只有在解決了生存的問題後，人們才有閒心和精力去思考更高層次的東西，不同學術思想的碰撞才能誕生出新的理論。
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地區較為富庶繁榮
，也使他們在戰亂之時也會遭受到更為嚴重的打擊——畢竟當地的資源實在太過豐富
，而身處這些地區的學者們也只能在無可奈何之下選擇隱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