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新政一條鞭法是誰推行的
上一篇文章介紹了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和實施後的理想效果，這是制度建設的理想圖景。那麼在實踐中，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又遇到了什麼問題呢？
張居正 像
先說考成法
在考成法中，官員所屬地的稅賦勞役的徵繳，是考核中的一項重要指標。
在明初，情況還有點不同。官員的政績考核主要是傾向
民生
與
教養
兩項，概括起來就是讓農民安安分分地呆在土地上，勤勤懇懇地按照節氣種地。
當時有一個官員因為收商稅而實現了政府創收，結果被朱元璋以“與民爭利，盤剝百姓”的罪名，把官帽子都給擼掉了，嚇得一眾官員都只敢老老實實地搞“
勸課農桑
”之類的建設。
後來，明朝的荷包一直都鼓不起來，終於不得不重視起財政這一塊兒的業務來。象徵之一就是賦役徵納的權力就被地方政府拿到了手中，所以徵繳稅額就成了官員政績考評的一項重要指標。到了1430年，朝廷便規定考核官員的時候，所負責地方的稅賦必須徵滿，才能把這名官員的資歷材料送到吏部。也就是說，稅額徵不滿，別想著要升官。
“天下官員三年六年考滿者，俱令赴部給由，所欠稅糧立限追徵。九年考滿就便銓注任內錢糧完足，方許給由。” 《明會典》卷14 《考功清吏司》
這裡的“徵滿”是什麼意思呢？是因為古代的稅種和我們今天的不同。我們原來是實行營業稅，是在收入的基礎上收稅；後來全國“營改增”，是在（收入—支出=盈餘）的基礎上收稅，相當於是對企業的一次減負。個人所得稅也是在個人收入的基礎上收稅，而且起徵點已經上調到5000了，也緩解了一大批低收入者的負擔。但是古代的田稅和丁稅不同，人丁是生下來就要交稅；田稅的收取是按照土地的瘠薄和麵積來徵稅。而明初的時候，朱元璋曾下令做過一次全國土地大普查，把天下土地畝數、位置和所屬情況都記錄在案，編成《魚鱗冊》，往後每一年，都是按照這個《魚鱗冊》記錄的土地元額進行徵收，攤派到各個省的頭上。可是，這個資料是死的，土地卻是在不斷流轉當中的。我們上一篇文章也提到過，明朝的土地兼併和隱匿現象十分嚴重，實際上的土地元額在不斷減少，但是朝廷仍然按照國初的元額來徵稅，就導致小民的頭上被攤派了比原來多幾倍的稅收。即便如此，稅額還是越來越難徵滿。因為民力有限嘛。
等到了1526年，就是大明朝嘉靖時期，朝廷支出越來越多，每年收入卻不見增長，所以對現有的稅賦更加看重，體現在官員的考核上，就是規定：凡是拖欠稅額的，必須規定期限內徵繳完畢，而且在這個追討的期限內，官員相當於留職察看，工資停發。如果過了期限沒有交齊，就將面臨降職。
“凡徵解未完者，籍記多寡，著為限程，限內皆停俸，以完日支給，過限者並下巡按逮問，送吏都降用。” 《明世宗實錄》
到了1573年施行考成法的時候，張居正的指導思想是：地方上最重要的有四件事，就是
徭役
、
稅賦
、
裡甲
（明朝基層自治制度）、
驛遞
（官方交通體系，為過境官員提供馬匹、車船啦，負責傳遞公文書信這類）。不難看出，其中賦稅和徭役是排在最前面的。這個思想和前面宣德、嘉靖朝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因為張居正提出“
嚴考成
”，所以在考成法當中，對官員所屬地的賦役是否如數徵繳的獎懲，也是“朝令而夕奉行”。
夫均徭、賦役、裡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 《張太嶽集》
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分者住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為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為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並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者憚於降罰而敲樸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 《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禆治安疏時政五事》
1573年，朝廷就規定地方官員除了徵繳規定八分的稅額，還要對往年欠繳的稅額追繳十分之二，即增加到“十分”才能算是圓滿完成了“稅賦”這個任務。到了1577年，又調高了當年應徵的稅額到九分，加上對往年欠繳追徵的兩分，加起來就是一共是“十一分”，才能算滿額了。標準越來越苛刻。
明代帶徵非常嚴苛
明代以往考核官員政績的時候，已經十分看重稅賦的徵收。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年仍然有大量稅收欠額的狀況，固然有官員懶政的原因在其中。但也不乏老百姓實在交不出稅的情況。那時沒有像張居正這樣能把手伸到萬里之外的宰輔，官員還可以拖一拖，實在拖不下去了，也只能欠額上報。
有的官員確實很無奈
但是現在收稅和高效且嚴厲的考成法聯絡了起來，官員們為了完成考核，只能照顧自身的利益，因為追繳欠額的緊迫，而加劇了專制統治對百姓的摧殘，官員們在追繳時使用的手段十分酷烈，說是“魚肉百姓”，已經不足以形容其殘忍。
明代追繳稅額有“酷比”之說
這樣一來，國家的稅賦雖然是順利收上去了，但是民力耗竭，不得不說是一種國進民退。即使從維護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財政的緊張雖然得到了緩解，但也脫不了竭澤而漁的嫌疑。
1579年，在高額徵繳和追繳往年拖欠稅額的政策下，民力已經難以維持。到了1582年，民怨沸騰，朝廷終於不能再視而不見，張居正就把追繳往年稅額的政策廢除了。
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查得江南蘇松等府，拖欠本折銀七十一萬一千三百五十餘兩，淮揚等府二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兩，山東三十三萬二千七百一十餘兩……一體蠲免，從之。 《明神宗實錄》卷121
也就在同一年的六月，廢除追繳往年稅額的政策後四個月，張居正因病去世。1583年，南京戶部主事方端言上書，指責張居正推行考成法，嚴厲地懲罰那些無法完成任務的官員，造成了不顧民生，嚴苛徵稅的官員能平步青雲，反而是同情、安撫百姓的官員遭到懲罰，這簡直就是教導官員橫徵暴斂啊！
方端言聲淚俱下
自居正當事，嚴申未完之罰……以致深刻者獲超遷，撫字者多後患，此其誨人貪酷。
《萬曆疏鈔》卷36
這時候朝廷已經掀起了對張居正的清算，批評張居正成了政治正確，有許多罪名，不管張居正做過沒做過，都按到了他的頭上，反正死人也不會再開口了。但這位南京戶部官員所說的話，不管出於什麼立場，除了最後一句比較主觀，其他的都頗為切中事實。
再說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實行的基礎，就是萬曆年間實行的清丈土地。清丈土地原本是一個利國利小民的理想措施，但是在施行的時候，也避免不了產生問題。在《通鑑綱目》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
居正務以溢額為心，遂至不問其額之何以溢。為有司者，亦惟知迎合意旨而不及丈，溢一時賦，加永久之為累。至有短縮步弓，暗增浮額，以快其多功之心者。
明眼人都知道，張居正清丈土地是看準了民間隱匿土地背後的利益，而且土地是固定資產，比國初的元額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所以清丈的結果要比原來的數量多，才算得上是“清丈工作做得好”。因此有一些地方官員把測量土地的步弓縮短，只為了增加上報的土地數量，還有的直接虛報，都是為了迎合張居正。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在少數，可到了收稅的時候，最後這些虛報的數額，還是得小民掏腰包。這是弊一。
一條鞭法並不是張居正首創，而是嘉靖時期的大學士桂萼提出來的，1531年經過戶部討論後，曾經在南部江西試行了一段時間，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1578年清丈土地以後，1581年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推廣到全國。
簡而言之，這是一條在南方產生，也首先在南方試行，並獲得了良好效果的稅法改革。但要在全國推行，問題就很大。
首先，中國區域之間的差異很大，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南方，土地利用率非常高，每平方米的土地上人口是西北地區的很多倍，而且南方靠海近，隆慶開海以後，更加刺激了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地方銀子是比較易得的。但是在北方地區，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因此一條鞭法的推行遭遇到了“
水土不服
”的狀況。
一條鞭法出現“水土不服”的症狀
史書中說一條鞭法是從人丁稅到土地稅的過渡，還有種說法是有利於解除民眾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句平鋪直敘的話中其實暗藏著許多資訊。
什麼叫從人丁稅到土地稅的過渡呢？明朝的民間經濟在成化時已經有了一個小高峰，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流動，政府找不到人徵“丁稅”了。人在流動，那土地總不會憑空飛走吧？於是，為了保障政府的稅收，就將原來的“戶稅”和“丁稅”的50－60％，攤入到田畝中徵收。一旦理解了這個，那麼後面兩個有利於也就順理成章了，因為把人丁稅攤入田畝，相當於加重了農業人口的負擔。
老老實實種地的農民，要交人丁稅和田稅，不種地做生意的“流動人口”，反而負擔更輕，所以大家一看，不如都不要種地了——所以有利於解除民眾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和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皆由此而來。但這是典型的結果中心論，一張嘴說得容易，有想過當時“被解除了人身依附”的農民有多苦嗎？他們並不樂意解除和土地的依附關係，所以只好擔起了這個稅額。沒辦法，地主階級的侷限就在這兒，翻來覆去拿最老實的農民做文章。
有些專家專擅此技
在西北、北方等經濟沒有那麼發達、地廣人稀的地區，銀子價格貴，糧食價格低，實行一條鞭法後，農民反而更加艱難。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原本農民只要交一石米的稅，可是換算成銀子後，農民要賣3石米才能夠換來交稅的銀子，可以說是變相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實現了國庫的增收，這是弊二。
臣考光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如每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赤豆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芝麻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銀一兩，諸如此類，悉費民間三石，而內庫之折更有加焉。 《議平江南糧役疏江南糧役》
後來連張居正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改口說一條鞭法在南方頗便，有的地方不適合，那就算了。原話記載在《張太嶽文集》當中：“法貴宜民，如有不便，不必強推”。但是這條經驗，可謂得來之不易。
小結
綜上，考成法、一條鞭法和所有制度一樣，都有理想與現實之間、概念和施行之間的落差。一項制度在實際落實的時候，總是會不斷產生新的矛盾和問題。在遇到問題之後，能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調整，也是考察設計者、實行者和政策本身靈活性和生命力的一個關鍵點。
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5分鐘看懂“考成法”和“一條鞭法”，站在傳統士大夫地主階級的基礎上，肯定了張居正改革對於維護明王朝統治的意義；本文，則從身處改革中的其他利益群體出發，簡述了張居正改革的得失；下一篇文章，我們將比較東西方兩種不同文明的發展軌跡在16世紀的出現的變化。張居正的改革，對後世的影響，遠比我們所想的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