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關係是什麼意思
時間是在本世紀初，那時候，我在江蘇省張家港高階中學任職，畢飛宇則剛剛以《青衣》獲得了更高的文學聲譽，《玉米》即將發表。
這種情形下，我們進行了一次長達五日的交流。
我記得我第一個問題是：“你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的？”
畢飛宇回答說：“大學時代。”
這是我知道的，那時候，畢飛宇開始寫詩，特別瞧不起小說。為什麼呢？畢飛宇說：“一看就明白，沒意思。我特別羨慕一個說話讓我聽不懂的人，簡直是崇拜。不是調侃，是真的。所以我非常渴望一開口就把人家放倒，但是這不容易。為了讓別人不懂，首先要讓自己不懂，我就是這樣寫起了詩。還有一個問題，那時候我留了長頭髮，不寫點詩說不過去。我只寫了兩三年，不是那塊料。但我特別懷戀那段日子。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
我調侃道：“後來寫小說了，頭髮也短了。”畢飛宇笑笑說：“是。”
這個問題的設計，我是希望畢飛宇能夠談及一個作家在開始寫作時，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姿態，必須做好什麼樣的文學準備。然而，我們一開始就飛了起來，談到了土地與鄉村。
我們後來談及到畢飛宇的一路小說，像《武松打虎》、《枸杞子》、《受傷的貓頭鷹》、《白夜》等，寫的都是他的老家興化，興化的鄉村，鄉村的孩子。
畢飛宇來了興致，他對我說：“對我來說，鄉村和孩子是聯絡在一起的，相對於都市，鄉村本身就是一個孩子氣的東西。鄉村是生活的源頭，比方說，城市裡的磚頭和傢俱，在鄉村，它們表現為泥土和樹，有一種起始感。鄉村的孩子都是動物，感官特別解放，鄉村的孩子一抬頭就是天，一低頭就是地，不是水泥路，是泥土，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線，鼻孔裡全是風，感官特別地解放，像動物一樣，做什麼都極其本能。”
在這裡，畢飛宇明確地告訴我們，一個作家，他必須處理好與土地的關係，他應該認識到，土地是萬物之源。一切皆源自土地。我想，即使現在的網路作家，現在的都市人，都應該知道，我們來於塵土。
畢飛宇在一篇採訪他的對話裡說過：“作家必須敏銳，必須。對人是這樣，對大自然也應當是這樣。作家的感官最好比腦子好用。我就覺得莫言、蘇童的鼻子好，劉恆的耳朵好，王安憶的眼睛特別尖。他們現在都生活在都市，但是他們的身上有一股鄉下的孩子氣，這很神奇。”
畢飛宇提及的三個作家，莫言、王安憶和蘇童，都是當代文學史上的重鎮，是任何想要在文學上有所成就的寫作者繞不過去的作家。
畢飛宇認真地說：“我覺得是這樣。感官不好最好去做哲學家，弄藝術不行。感官好了，你甚至不要動腦子，不要對什麼都專心致志，可什麼都瞞不過你，全世界都在找你。當然腦子也不能笨，你不會誤解，我說的是這個意思。”
聽明白了嗎？感官好的人，全世界都在找你，想擋都擋不住。你要想寫出好小說，首先肯定得問一問自己，你有沒有好的感覺器官。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作家，都應該感謝自己有一段鄉村生活。
但當我對畢飛宇說及這一點的時候，我問他：“你是不是你很感謝過去有一段鄉村生活？你的筆下興化鄉村，有時連地名都沒有迴避一下。譬如大營鄉、中堡鄉等。”
對此，畢飛宇說：“這要從兩邊說。我不喜歡鄉村，我是說我生活過的環境。太苦了，太窮了。我吃盡了苦頭才考上大學，離開了那兒。但是又有點喜歡，這是回過頭來說的。前些年，東北師大的張鈞先生到南京對我作了一次訪談，他已經去世了。那一次他對我說，要我帶他到興化去走一趟。為什麼呢？張先生說興化特別神。我哪裡敢帶他去，興化和全國各地一樣，社會主義新農村。”
但我們在畢飛宇的筆下，是看到了興化被畢飛宇寫出了神采。於是乎，所有的讀者與評有，便都可能有了一種錯覺，甚至連張鈞這樣的評論家也概莫能外。
畢飛宇進一步告訴我：“地理上的興化與我的興化是不同的。一個是行政單位，一個是感官世界和生活容器。我在興化度過了童年、少年、青春期，它在我的身體裡面。”
畢飛宇與我交流這一段經達，是在他三十多歲的時候，那時候，畢飛宇真的非常年輕，他說：“現在的人比那個時候龐雜多了，不只是幾個器官。”這話，突別凝重了。因為，他說出了現代人的浮躁，說出了現代人的缺另一種心眼。真正的作家，必須有一種容器，容納過去的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切。
畢飛宇就是這樣心閒氣定地梳理著那片土地給他的一切，並將那些梳理過的東西一古腦兒又塞回了興化，於是，畢飛宇的興化記憶成了另一個容器了，還有鼻子有眼的。這就是兩回事了。所以，畢飛宇說：“我的興化只是我，我這個人，我走過的所有的路，讀過的所有的書。”
我曾經問過畢飛宇，問他筆下的興化意象的創造，是不是力影象福克納在筆下營造那片郵票大小的土地。畢飛宇當然說“這個不敢當。但是是這個意思。”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每一個作家，從故鄉那片土地走出後，都懷有一種文學野心與文學理想。
【注】：本文材料來源：姜廣平著《“我們是一條船上的”——與畢飛宇對話》，2004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經過與穿越·與中國著名作家對話》
【下期預告】：每一個作家的筆下，都有著自己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