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在什麼地方
山西北部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北方遊牧民族活動的主要地區。大同位居內外長城之間，又是漢民族與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活動交往的重要場所。公元1世紀末，匈奴統治集團內部分裂， 原居內蒙古額爾古納河畔、大興安嶺地區的鮮卑族拓跋部自東向西南遷徙，勢力日漸強大。北魏天興元年（398年），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道武帝拓跋珪將國都自內蒙古盛樂（今和林格爾境內）遷到平城（今大同），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再次遷都洛陽，大同作為北魏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幾近百年。由於拓跋王朝沒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經濟文化十分落後，他們入主平城之後，為了解決日趨緊張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鮮卑人不得不從漢族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庫中尋找出路。
北魏王朝共有148年的歷史，在大同定都將近100年。在這近百年的歷史當中，有6位皇帝和1位南安王主政。為了統治的需要，北魏王朝的6位皇帝大多信奉佛教，致使佛教傳入東土之後，在北魏達到隆盛期。北魏諸代皇帝崇信佛教是雲岡石窟開鑿的重要條件，而造成雲岡石窟開鑿的直接原因，還要從太武帝拓跋燾的滅佛談起。
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燾於公元424年繼位後十分崇信佛教，他是北魏諸帝中在位最久（長達28年）、武功最高的一位皇帝。後來太武帝聽信了北方道教首領寇謙之和司徒崔浩的諫言，再加上公元445年，陝西發生蓋吳起義，太武帝在平叛中發現長安的寺院藏有女人，認為佛門也不乾淨，於是在公元446年，太武帝 拓跋燾棄佛通道，下詔書在全國滅佛。諸有影象胡經，盡皆擊 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 宗”毀滅佛法的太武帝滅佛，佛教傳入中國後首次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其實，太武帝的滅佛之舉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當時北魏佛教的盛行，導致了寺院經濟的急速膨脹，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北魏王朝經濟的收入和發展。滅佛後不久，太武帝即身染重病，他開始對滅佛之舉後悔，不久，太武帝死去，太武帝的孫子文成帝拓跋浚繼位。
文成帝繼位後為了政治統治的需要，也為了給其祖父太武滅佛之舉進行懺悔，便下令在全國恢復佛教。興安元年（452年），文成帝下達了《修復佛法詔書》。
文成帝還把太武滅佛中倖免於難的高僧縣曜和尚請回平城，並任命曇曜為沙門統，負責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據史書記載，一日，曇曜和尚在平城郊外路遇文成帝車隊，曇曜和尚的袈裟被皇帝的馬咬住不放。由於有“馬 識善人”的說法，文成帝以國師禮待曇曜。曇曜和尚為了國家和人民太平，徵得文成皇帝同意，由國家出資，在京城西郊武周山鑿山為壁，開窟5所。
當年曇曜和尚主持開鑿的5所洞窟，就 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從第十六到第二十窟這5個洞窟。從和平元年（460年）開始，武周山下聚集著數萬名工匠，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創造了石破天驚的傳世之作——雲岡石窟。
曇曜五窟的開鑿揭開了雲岡石窟大規模雕鑿的序幕，同時也標誌著中國北方佛教中心已從涼州轉到大同。雲岡石窟的出現使北魏的佛教具有十分強烈的國家政治色彩，主要表現在早期開鑿的5個洞窟已經成為忠君禮佛、拜佛如同禮皇帝的政治場所了。 曇曜和尚主持開鑿的5洞窟內的主佛像就是為北魏王朝太祖以下 的道武帝珪、明元帝嗣、太武帝燾、景穆帝晃（未繼位）、文成帝浚而建造的，因此，曇曜5窟主佛形體高大，氣勢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