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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作者:由 以後別再傲了 發表于 成語日期:2021-06-13

乘堅策肥的乘什麼意思

今天小編要帶給大家的文章是有關於古代的馬車與商業的關係,馬車與經濟相互促進,雖然戰國時期的馬車淡出了戰場,但由於商業的發展,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促進。話不多說,快點和我一起看看吧!

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社會並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相促進共贏。戰國時期雖然戰車淡出戰場,但由於商業比春秋時期有增無減,所以車文化依然保持興旺發達的“牛市”。待到秦朝掃除六國,一統天下,掀起築路高潮,本來有望車文化大發展與商業大繁榮時代的到來,然而,事情卻有了變化。

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就在這時,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歷史開始了鉅變。中國社會由農工商並重進入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就發生在秦漢時期,準確說轉折點是在漢武帝時代。中國車文化也在此時進入急轉彎。秦國曆史上雖曾一度奉行過商鞅的重農主義政策,崇尚“農戰”,但並未輕視工商。後來呂不韋主政(呂不韋是先秦商人做宰相的最後一個),一矯此前的重農偏向,以工商興國,而亦不廢農戰;但秦國畢竟有過重農主義傳統,所以呂不韋倒臺之後,復重農戰,雖然也還重視工礦產業。但不知是否因厭惡呂不韋的緣故,開始了賤商運動。將商人視為賤人,與罪犯同科為伍,打入“謫戍”之列,發配流徙服役,是那時的政策。秦政府後來還將這一規定延伸到做生意人的子孫,凡是“大父母(祖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即註冊登記的商人)”,均“謫發之”。西漢前期承秦之賤商法。《史記·平準書》:“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政府雖在法律和價值觀等“上層建築”層面上“賤商”,但在下層“經濟基礎”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商業商人仍然大行其道,不受影響,一下子扭轉不了社會逐利從商的趨勢。《鹽鐵論》卷一謂:“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仍然是“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以致“工商盛而本業荒”。晁錯《論貴粟書》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連,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所以朝廷窮得連天子也不能駕純色的駟馬,侯王公卿將相或乘牛車,而商賈卻“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法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但“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富商的車子“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扛。中者錯鑣塗採,珥靳飛蛉”。頭等的富商乘坐由三匹馬拉的開窗且有遮蔽的車子,車蓋華麗,連傘蓋骨都有花紋,蓋柄也包裝有護套。中產階級的商人乘坐的小車連馬髦和馬蹄都有裝飾,馬鑣塗金繪採,馬胸前的套革結玉……不但仍然很豪華,而且逾級超越士大夫。

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有鑑於此,到了漢武帝時代,朝廷對工商的態度起了極大變化,開始真正強硬起來,認真落實重農抑商政策,並在實質上有了可操作性的手段。原因是漢武帝時,因對匈奴的戰爭,軍費支出浩大,財政匱乏,赤字激增,政府便向工商界要錢。但那些企業家老闆都摳門得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朝廷開始了鹽鐵國有化運動。《漢書·食貨志》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曰:“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鉗)左趾,沒入其器物。”同時還實行酒業專賣的“榷沽”。這是打擊工商業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均輸平準”。朝廷“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政府搞“宏觀調控”,干預市場,平抑物價,使商人無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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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工商業以最致命一擊的是第三步“算緡”,即財產稅,包括對車輛等交通工具的徵稅,尤其是對商人的車輛徵稅要比普通的車輛高出一倍。《史記平準書》:“於是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清算如故。……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史記·集解》記如淳曰:“商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自“楊可告緡遍天下”後,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大中型工商業紛紛破產倒閉。他們若不是看出商業與車子的密切關係,車輛在商業中的關鍵地位,怎麼會打蛇打七寸針對車輛等交通工具徵重稅呢?在這種情況下,誰還願意生產和擁有車子呢?更不會有人去投資研發改進車輛了。

春秋時期社會重工商,商業與車文化互促,秦漢時期進入農業時代

一直宣傳重農抑商的官方這回一改過去光說不動的現象,採取釜底抽薪的方法透過上述三個實際行動,終於一舉消滅了工商業的有生力量。從此中國的車文化也隨之一蹶不振了。自漢武帝以後,歷屆政府都大力推行“強本抑末”的重農抑商運動,實行重農業、抑工商政策。昭帝時,發生了一場有關這場“強本抑末”運動的爭論——“鹽鐵論”。爭論的雙方是主導這場運動的政府代表即“大夫”和所謂的“賢良文學”即儒生。雙方似乎都陷入到某種弔詭的邏輯矛盾中而不自知。有意思的是,最後《鹽鐵論》也是用一句有關“車”的話語幽默地結束了這場爭論:“末,大夫曰:‘諾,膠車倏逢雨,請與諸生解。”事後政府只是上報皇帝撤除了“榷沽”這一項酒業專賣。中國的車文化遭到這場暴風雨般運動的襲擊,真的有如膠水粘合起來的車子一樣,迅速解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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