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臾而至怎麼讀
曾國藩（1811—1872年），諡號“文正”，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中國近代史上極有影響力的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文學家。相比於曾國藩的政治、軍事成就，其流傳下來的著作並不多，最為有名的就是這本時間跨度逾30年、總數超千封的書信集——《曾文正公家書》。但僅就這一部家書即讓曾國藩贏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讚譽，而其中蘊含的治學之道，至今依然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啟迪性和借鑑性。
學以“格物”和“誠意”
曾國藩生於封建末世湖南一普通農家，經歷了10多年不問世事的寒窗苦讀階段，科舉成名後步入政治生涯，他才真正接觸社會實際，逐漸認識到當時士子學人治學目的的空洞和無用。在寫給弟弟的信中，他說：“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
從30歲立志“學做聖賢”，曾國藩一直堅持用心研讀聖賢經典，注重典籍真言和國事人情的結合，並形成了自己的治學基本觀點：治學要經世致用，不僅僅要知其義理，更要解決“格物”和“誠意”問題。“格物”就是“致知之事”，“誠意”就是指“力行之事”，推而至為農為圃、為工為商，各思慎其職而敬其事，便也是做學問。曾國藩與家人書信之中，常談及自己讀書學問的方法，歸而結之可謂靜、敬、滌、恆四字：治學首必以“靜”，一生誠奉“敬”字，反思改過求新是為“滌”，落實行動貴有“恆”。曾國藩畢生追求學問上進，作為儒家精神的踐行者，曾國藩把“靜、敬、滌、恆”發展到了極致。
治學首必以“靜”
靜以正位凝命，如鼎之鎮，這是為學的必備心態。心靜方能治學，浮躁必一事無成，今人所謂“坐得冷板凳”，此之謂也。曾國藩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十分認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力主克己復禮，主張“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有機合轍。曾國藩認為修身治學第一要就是“靜”。他說：“‘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正因為能“靜”下心來，曾國藩才能身處亂世心不亂，在宦海紛綸、戎馬倥傯中，仍能取得卓絕學業。
曾國藩自有一套“取靜”的功夫。他認為心靜與否並不取決於外部環境，“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君子立大志，便不會囿於一己榮辱得失而憂之躁之。然世間諸人，少有堅定大志曏者，難免會心浮氣躁，那麼怎麼讓身心保持安靜呢？曾國藩在給家人的書信以及自己的日記中也給出保持身心安靜的具體方法，諸如靜觀、靜坐、靜思等等。他說：靜觀是找準參照物，參照物並不唯一，但首先必先明世界之大、個人得失之小……人生數十寒暑之於古今億萬年，不過須臾；人生目光所及之於浩瀚書籍不過九牛一毛；人生才力能及與萬端事變不過滄海之一粒。“每日不拘何時，靜坐片刻，來複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此外還包括練字、下圍棋、讀書等。在家書中，他常讓其弟其子多修習靜心之法，提點弟弟“在家無事，每日可仍臨帖一百字，將浮躁處大有收斂。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於字也有益，於身於家皆有益”。
一生誠奉“敬”字
治學必以敬，才能成就真學問。“敬”是恭敬、謹慎、持重，因為心中存敬，所以更能虛心求學。在《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敬”的論述。曾國藩認為讀書之士人，必須有志、有識、有恆，其中有識就是要認識到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曾國藩時刻保持對學問的敬畏心，家書中與幾位弟弟談到自己早年立志作曾氏家訓一事，他說：為作家訓採擇經史，更知著書學問之不易，像《大學衍義》這些書乃“經史爛熟胸中”且“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才能寫出，因此家訓要等將來自己思想更成熟連貫之時再為之。
曾國藩的“敬”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從《論語》“居處恭，執事敬”，到程朱理學“進學在於致知，涵養則在於敬”，縷縷不絕。及至曾國藩，他將“敬”作為自己修身日課的第一條，即“主敬”，要求自己“整齊嚴肅，無時不懼。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曾國藩之“敬”體現在敬人、敬事、敬微等諸多方面，並將之運用到治學。當六弟到嶽麓書院讀書之時，他專門致信告誡六弟，對待師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之為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當弟弟取得一些成績，他也時時告誡其要持敬，且要親歷細微事。其弟在軍中就職後，他說：“凡在軍中，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且講求學術。你與沅弟既然在軍中，望你們能將講求將略列為第一要務，甚至連點名看操之類的粗淺之事，也務必要親自處理，至於磨鍊膽略、預料敵情等精微事情更要親身經歷，用心思索。”敬字當頭、勤於學問、腳踏實地，正是這種持“敬”的治學態度成就了一個不平凡的曾國藩。
“滌”舊而生新的成長
滌者，滌舊而生新，不斷反省、反思，以達“日日新”之功效。曾國藩自號“滌生”，內中就飽含了此種不斷追求人格完善的期許與決心。曾國藩說到做到，在改名滌生後，他就開始了“日課”，每天都寫日記，並公之讓親友監督。立志學為聖人，曾國藩一開始也急於求成，特別是早期戒菸成功，一度讓他信心大漲；然而從改變行為到轉變思想及至影響他人，並不簡單。戒菸只不過是“脫胎換骨”中最容易的一件事情，這也讓曾國藩進一步認識到思想“洗滌”的難度和重要性。他在與家人通訊中多次反省自身言行：“昔年自負本領甚大，丁巳、戊午大悟大悔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友為用。”他深知“居上位而不驕為極難”，所以嚴格要求自己保持理性。他說：“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學問本身就是具有反思性的，正是這種深刻的、不斷的反思、反省，使曾國藩的學問不斷長進，超過時人而具有了獨特價值。
“恆”常而有得的堅持
治學貴有恆，恆專而能精，恆則常也。曾國藩認為，“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曾國藩治學之“恆”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時間長，包括有長遠打算，另一方面則是指用力專，不泛不散。他說，“吾輩辦事，動作百年之想”，“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並常與其弟其子談及自己堅持某事的感受。他指出：“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另一端則尚有恆。”“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曾國藩教育其弟其子治學要講究“看、讀、寫、作”之法，更要把握“專”與“精”，講究“涵泳”功夫，力求真明白。他說：“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正所謂孜孜矻矻，必有所得，曾國藩天資不算太聰慧，但其“恆”卻非常人所能及。翻開《曾國藩家書》《曾國藩日記》，展現在世人面前的就是曾國藩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形象。（楊徵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