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在《微子篇》當中，有三章中記述了孔子與避世之士相接觸的過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闢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在這三章當中，孔子分別是“下，欲與之言”、“憮然”、“使子路反見之”，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孔子與其人強烈的交流的慾望並且隱隱約約間我們也能感受到孔子對這些“避世之士”的尊重，但這些隱士似乎都“拒絕”與孔子進行交流，面對他們的這種態度，孔子也只能無奈而“憮然”。然而就在孔子與避世者之間“省”去的交流當中，潛藏著孔子出入觀的核心要點。
孔子講“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一句極具深意，《論語註疏》中解為“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群。若隱於山林，是同群也”，“隱於山林”並非在山林中隱居的簡單含義，其“隱”強調的是斷絕與“斯人之徒”的聯絡，而做到真正的離群索居。荀子講“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與禽獸之分別極大程度上在於“群”。
對於動物而言，即便是群居生活、種群即便如何龐大，它們的個體之間永遠是孤立的。人之所以為人，在儒家看來是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有關，當一個人成為一個完全的孤立的個體時，那麼這個人也就不再成為人了。人不同於其他動物之處就在於人能“群”，只有在人與人的相處中，人的生命才能被另一個人確證，才能由“生命”過渡到“人的生命”。
在孔子看來，一旦“避世”則是對“人之所以為人”這個問題的迴避，不為“避世之士”不僅僅是一個意願的問題，還更是一個存在的問題。儒家不為避世者，實是儒者不能為避世者，因為一旦避世，儒者即不成其所理解的“人”。
“群”對於人而言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群”的基礎之上，孔子講“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講此章為“記人立身成德之法”筆者認為十分妥帖。所謂“禮主別異，樂主合同”，禮樂處理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也就是人的根本問題。
透過孔子對於禮樂制度的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儒家的“隱者”。於此，我們才可以理解儒者不避世，是因其不願、不想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