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和唐都城是長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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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長安城是我國古代歷史鼎盛時期的一座規模宏大、建築雄偉、佈局規整並有眾多人口的大都城。都城內計程車庶百姓居住區，以坊裡為其分割槽單位整齊排列，唐朝政府對其管理有一套嚴密科學的制度。唐都長安城，本隋都之大興城，始建於隋開皇二年（582）六月，城內的市民居住分割槽地段，是由外郭城的東西十四條大街，南北十一條大街交錯分割，自然劃定而成。
隋文帝時名其為坊，煬帝時改稱裡，隋恭帝及至唐朝又稱為坊，全城共一百零九坊與兩市（市各佔兩坊之地），坊的分佈，集中於外郭城，是以城中央貫通南北的朱雀門街為中軸線，東西各半，依次排列，彼此均等。其排列的格局是從外廓城北城牆至南城牆，南北一^三坊象一年有閏，皇城以南東西四坊，象一年四季，南北九坊，象《周禮》“王城九建”。這種“千百家似圍棋局”整齊規一的棋盤式居民坊裡，是隋唐長安城在佈局上的一個顯著特徵。
其“棋佈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唐朝政府對長安城的行政管理為府、縣兩級制，京兆府為長安都城的行政官署，府置牧一人，因其地處樞耍，多以親王為之，如唐太宗之為秦王時，中宗為英王時，睿宗為相王時，都曾居其任，但親王僅為居閣而遙領，實際府政以京兆尹主之。京兆尹，從三品官，為長安城的行政長官，其府設於光德坊的東南隅，京兆府之下設萬年、長安兩縣共治長安城。
兩縣以城中央朱雀門街為界，街東歸萬年縣，領五十四坊與東市，街西歸長安縣，領五十五坊與西市，縣各設令一人，正五品，長安縣署在長壽坊，萬年縣署在宣陽坊，兩縣各有功曹、主簿、錄事、尉等從員佐史一百四、五十人，縣之下市民居住的坊裡，即成為最基層的管理單位。據記載，隋每坊置坊主一人，佐二人，隋煬帝大業三年（607），京都坊改為裡，皆省除裡司官以主事，改坊為裡，每裡置裡司一人，官從九品下，至義寧初廢，到了唐代，政府規定“百戶為裡，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廓內，分為坊，郊外為村，裡及村坊皆有正”。“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村、坊、鄰、裡，遞相督察。”
從隋至唐，統治者對都城長安居民坊裡的基層管理十分重視，曾先後設有坊主、坊佐、裡司、坊正等職，唐代的坊正雖無官品，但其職在驅催、掌追、呼催、督司、督察，因此坊正就成為長安城各坊人民直接的統治者。除了以上行政管理機構之外，長安城因是帝都所在，還另有監察系統和軍事警備系統。監察系統設左右巡使等，據《通典》記載，監察御史分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左右巡使，分知左右巡察，“掌左右街百坊之內謹啟閉，微巡者也，各察其所巡之有不法之事”
軍事警備系統有左右金吾衛大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御非違，左右中郎將，督京城左右六街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同時坊角還設有武候、鋪由衛士分守。長安城中的這些行政、軍事、監察等組織對坊里人民組成了嚴密的統治網，為了鞏固王朝腹心地區的統治，長安城各級官吏都以監督、防範都城人民為其首務，“彈壓為先，不以慈惠為本也”。
首先，為了維護統治者的自身安全，唐朝政府嚴禁都城居民接近宮城和皇城。唐都長安城是唐室皇帝和中央機構所在，長安城中的官室共有三組建築群，西內太極宮，位於城北中部，東內大明宮，位於城外東北的龍首原上，南內興慶宮在大明宮之南城內原，隆慶坊之地，此三內為唐朝天子先後所居和其處理朝政之所。皇城亦名子城，緊依太極宮之南而建，為中央衙署集中之地，無論宮城或皇城，外圍均有城垣，與居民坊裡彼此完全分隔，這是隋唐長安城在建造佈局上區別於前代都城的一個顯著特點。
隋唐統治者使中央官署集中於一地，並在宮城、皇城外圍築設牆垣與居民坊區分隔的目的，在於加強對市民百姓的防範，宋代宋敏求在《長安志》中就曾指出：“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殿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人居止，公私有便，風俗齊肅，實隋文新意。”為了統治者的安全，唐朝政府嚴格規定坊里居民不得登高臨視宮中，若登高臨視官中者，要被判刑，同時還規定不得向宮城放彈及瓦石，犯者處徒刑一年半，如果敢將彈或瓦石投入官中，則要處以徒刑二年至流刑二千里的重罰，還禁止居民翻越皇城與宮城城牆，規定凡“越皇城垣者，徒三年，越宮垣者，流三千里”。
另外還嚴厲規定若持兵器棍棒擅入官門者，則處徒刑三年，闖入殿門者，流二千里，甚至連步行承天門外的御道也要處笞刑五十。為防範人民的反抗，唐朝政府還禁止都城居民私藏兵器和練武聚射，貞元八年（792）六月，唐德宗詔令“槍甲之屬，不蓄私家，令式有聞，宜當遵守，如聞京城士庶之家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宣示，傅納官司”，唐憲宗元和五年（810）也下令：“京城內，無故有人於街衙中帶戎仗及聚射，委吏執府縣科決。
唐朝廷更以府、縣、坊及左右金吾、左右巡使等各級軍政官吏，嚴查坊里人民的不滿思想和不利於統治的言行，唐玄宗在《禁止街坊輕浮言語詔》中宣告：“口無擇言，行不近禮者，宜令府縣長官左右金吾明加訓導，若有犯者，隨事科繩。”對於敢在市內及眾聚之處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對口出欲反之言，妄為狂悖之語者，流二千里，若指斥乘輿，情理切害，更要處以死刑。由於長安城中各級官吏對坊里人民的嚴密防範和統治，致“京城之內，觸刑章者多於天下”。
長安城各坊內居民的房舍建造，都按照身份等級的不同有著嚴格的規定，大和六年（832）六月，唐文宗頒營繕令規定“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已上堂捨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而庶民百姓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並且規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為了嚴格維持等級房舍建造制度，唐朝政府多次頒佈禁令禁止違制建造，大和六年的營繕令還規定“諸營造舍宅，於令有違者，杖一百”。
儘管有種種禁令限制，而王公貴族、天子倖臣，仍然憑權依勢，在長安城大營樓榭，逾制興造，“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安史之亂前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復界限，力窮乃止”。如玄宗時虢國夫人在宣陽坊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
唐玄宗還曾親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郭子儀在親仁坊的第宅也是“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唐代宗時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因此長安城中坊內房舍建造的種種制度和限制，對王公貴族來說是不具有什麼嚴格約束力的。
長安城外郭城之內除有縱橫筆直、相互交叉的通衢大街之外，各坊之中也有街巷相通，大體上皇城正南的三十六坊，與大明宮前丹風門街兩側的永昌等四坊。坊中央只有東西向的橫街，而無南北向的大街，除此外其餘各坊都有東西向和南北向的十字橫街貫通於各坊的中央。大街寬十五米左右，橫街之外各坊之中，還有許多曲、巷，如平康坊有諸妓居住的南曲、中曲和北曲，勝業坊有光祿大夫薛繪兄弟、子侄同居一地的薛曲，興道坊東北有下曲。靖恭坊有氈曲，親仁坊有汾陽王郭子儀居住的永巷，宣平坊有柳巷，等等。這些曲巷，街面較窄，或相互平行，多東西向巷道，或彼此溝通，與坊街相連。
長安城坊內的街衢交通，有其嚴格的管理制度，唐朝政府為了都城坊內街道的整齊，禁止房屋及牆壁突出路面，不許侵街造舍，其次為保持街道的表面整潔。唐朝政府還規定不許在街巷挖坑取土。開元十九年，玄宗詔令“京洛兩都，是惟帝宅，街渠坊市，固須修築，城內不得穿掘為窟，燒造磚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於街巷穿坑取土”。廣德元年唐代宗還詔令“城內諸街衡，勿令諸使及百姓輒有種植”，另外唐朝交通制度還規定，出入城門，左入右出，行路“賤避貴，來避去”不得在城內街巷及人眾之中，無故走車馬，從事工商的百姓更不得乘馬。唐長安城內的坊裡，均為封閉式的建築，坊及市的四周都築有圍牆，彼此加以隔絕，坊內居民出入，須經過坊門，當時長安城內，除皇城正南三十六坊因其在宮城直南，不欲開北街，洩氣衝城，因而只設東西向的大街，只開東西二坊門，其餘每坊開四門，有十字街，“昏而關，晨而開，定時啟閉。”
唐太宗以前，長安城坊門的開關靠諸街晨昏傳叫，貞觀十年（636）十二月，太宗接受馬周的建議，“坊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啟閉”。當時長安城內在直通外廓城門的六條大街上設有街鼓，五更時，隨著宮城承天門曉鼓響，六街鼓即承而敲動，擂三千聲，坊市門就跟著宮城皇城外廓城諸門而開啟，日落後，隨著承天門暮鼓動，六街擂鼓八百聲，坊市之門又隨著宮城皇城外廓城諸門而關閉。由於坊門昏曉隨鼓聲而啟閉，每晚鼓聲絕後，即禁止出入坊門，因而在都城實行嚴格的夜禁制度，凡犯夜禁者，“令其主司定罪，庶人杖以下決之，吏杖以下皆送大理”。若因公或家有吉凶疾病等急事，需夜出坊門者必須持有府縣或本坊的路條，經勘驗後才能開坊門放行。為了嚴格執行坊門夜禁制度，唐朝政府規定，“其坊正市令，非時開閉坊市門者，處徒刑二年”，而且還規定“諸坊應閉之門夜有直宿，對於該放行而不放，不該放行而放者，處笞三十”。
長安城各坊坊門除隨昏曉定時啟閉外，有時各坊的北門或南門，還因為祈雨、祈晴而臨時關閉。如天寶十三年秋，京師連月霖雨，唐玄宗於九月遣閉坊市北門，大曆四年，長安城從四月至九月久雨不晴，京師米貴人飢，於是代宗命令“閉坊市北門，門置土臺，臺上置壇及黃幅以祈晴”。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唐憲宗因長安大雨兼雪，“街衙禁苑樹無風而摧折，連根而拔者不知其數，乃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長安城各坊坊門除因祈雨、祈晴臨時關閉外，其昏曉定時啟閉和夜禁制度，只有在每年的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夜準開坊市燃燈，才臨時解除，允許通宵不閉坊門，因此這個時候就成為盛唐的狂歡之夜，這就是電視劇《大明官詞》裡14歲的小太平得以出官遇見薛紹的原因。
當然，到唐代後期，隨著都城經濟生活的發展與國家控制的削弱，這種嚴格的坊門定時啟閉與夜禁制度，也就逐漸鬆弛，唐都長安城嚴密的坊裡管理制度，反映出長安城是中國古代封閉型都城發展的歷史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