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爐子不過氣怎麼回事
《端午》
劉曉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端午歷史悠久，節俗豐富，是中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關於端午的起源，有屈原傳說、伍子胥傳說、曹娥傳說、馬援傳說等眾說紛紜；關於節俗，有常見的吃粽子、賽龍舟、懸艾人，也有不太常見的煉劍、鑄鏡、採藥、射柳、送瘟、贈衣、贈扇……在本書中，作者以史料為依據，從時間和地域兩個維度，對端午的起源、節俗、文化、流變、現狀等進行了細緻地講述，精心挑選與端午相關的高畫質古圖近70幅，全綵再現悠久而活潑的端午。
>>書摘
引子：
節分端午自難言，萬古傳聞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唐·文秀《端午》
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五月，楚國的汨羅江畔，徘徊著一位形容憔悴的詩人。他就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屈原是楚國貴族。他“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曾經是楚懷王的重臣，歷史記載說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有自己明確的政治主張，對內他為實行變法而奔走呼號，對外則提出聯齊抗秦的主張。可是，才華橫溢並深深熱愛楚國的屈原，因為自己的政治見解遭到了楚國舊貴族保守勢力的反對和仇視，不僅正確的主張得不到楚懷王的採納，反而一度被放逐出楚國首都郢都。楚懷王武關會盟中計客死秦國後，接下來繼位的楚頃襄王偏信令尹子蘭，對秦一味採取綏靖政策，屈原再次忠言進諫，卻又遭逢被放逐的命運。二度放逐已經使詩人悲憤滿腔。而就在這一年，秦國大將白起率領秦國的精銳軍團攻陷了郢都。眼見自己矢志盡忠的祖國直面淪喪的命運，屈原滿懷一腔悲憤，懷石自沉於長沙東北的汨羅江中，結束了自己悲劇的一生，時年六十二歲。
▲［ 唐 ］ 李昭道《龍舟競渡圖》
屈原的死表現了他堅持理想、堅持高潔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也是對楚國腐朽舊貴族統治集團的一種抗議。他以死明志，感動了古今千千萬萬的人。傳說當他投江的訊息傳來時，漁夫們紛紛划起船到江中去救他。這就是後世端午競渡的起源。屈原以忠見謗，以信見疑，賦《離騷》而見志，投汨羅以歿身，其志可哀，其情可憫。後人為了紀念屈原，不僅每年五月五日賽龍舟，而且投粽子於湖中。人們常說，這就是端午吃粽子的起源。
屈原的作品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在國外出版。屈原是我國最早的偉大愛國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他的影響不僅存在於中國，也存在於全世界。所以，紀念屈原的端午節，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節日不僅屬於中國，同時也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又是引子：
五月符天數，五音調夏鈞。舊來傳五日，無事不稱神。
穴枕通靈氣，長絲續命人。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
方殿臨華節，圓宮宴雅臣。進對一言重，遒文六義陳。
股肱良足詠，風化可還淳。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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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王振鵬《龍池競渡圖（區域性）》
這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風流皇帝唐玄宗寫下的端午節詩句。有關唐玄宗時代的端午節，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傳說。
據說，大唐天寶三年（744），有人從揚州進貢了水心鏡一面。這枚鏡子“縱橫九寸，青螢耀目。背有盤龍”。進貢鏡子的官員李守泰說：當鑄鏡時，有一位自稱“龍護”的老人，對鑄鏡工匠呂暉說：“我老人家懂得怎麼鑄造真龍鏡。”於是進到了鑄鏡場。鑄鏡場門鎖了三天，開門時卻再也找不到這位老人，只是在火爐前留有一封信，上面寫著：“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時有像，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呂暉於是把火爐移到長江江心，在五月五日午時鑄成了這枚鏡子。唐玄宗於是命令相關部門收藏好這枚鏡子。天寶七年大旱不雨，唐玄宗召來著名道士葉法善祭祀這枚龍鏡，結果盤龍的龍口突然出來了白氣，須臾滿殿都是，而外面則是甘雨如注。
這個傳說太神奇了！ 一面鏡子怎麼會被賦予如此神奇的力量？為什麼故事中要強調這面寶鏡鑄造於五月五日午時？實際上，我們今天存世的漢代古鏡上，經常有“五月五日午時造”的銘文。為什麼五月五日午時鑄造的鏡子這麼神奇？這個看似神奇的故事，究竟緣何出現？你是否知道這些故事背後，潛藏著古人怎樣的想法？
爭鬥之節
龍舟之“競”，是端午節俗的重要表現。“爭競”“爭鬥”其實是瞭解端午節俗最重要的關鍵詞。《禮記·月令》說五月：“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五月是一年陰陽轉換的重要轉折點，陽迫於上，陰動於下。與“陰陽爭，死生分”相關聯，五月形成了一系列以“爭”和“鬥”作為核心的節俗。《隋書·地理志》記南郡、襄陽二郡“競渡之風尤甚”，並記“二郡又有牽鉤之戲，從講武所出”，“俗雲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小南一郎分析這種卜年行事說，從那陰陽兩種因素爭勝負的行事方式，可以窺測存在於其背後的宇宙論性質的觀念。這是看得非常準確的。我們已經知道，端午節的節俗與自然的陰陽二氣迴圈有重要的聯絡。既然認識到五月“陰陽爭，死生分”，按照古人的思路，他們是不會僅僅停留於應當順應陰陽的變化調整自己的生活的，還期望透過自己的行動，調理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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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 佚名《十二月行樂圖軸·五月競舟（區域性）》
問題是古人怎樣調理陰陽呢？古人所依靠的，主要是巫術式的方法。弗雷澤在其名著《金枝》中分析過巫術賴以建立的兩個思想原則，一個是“同類相生”或果必同因，也就是說只要物類相同，那麼改變同一種類事物中的一個，另一個就會發生變化。比如古人過冬至，因為是陰盛陽衰，所以常常赦囚、清理監獄。這是因為監獄是“陰”，清理了監獄的“陰”，天上的太陽的“陽”也就得到補強。第二是“物體一經互相接觸，在中斷實體接觸後，還會繼續遠距離地互相作用”。他稱前者為“相似律”，後者為“接觸律”或“觸染律”。他認為，巫師根據第一原則即相似律引申出能夠僅僅透過模仿就實現想做之事的邏輯；而從第二個原則出發，巫師斷定他能透過一個物體來對一個人施加影響，只要該物體被那個人接觸過。弗雷澤把基於相似律的法術叫作“順勢巫術”或“模擬巫術”，把基於接觸律的法術叫作“接觸巫術”。
按照古人的思路，正月與冬春交替相關，為除舊佈新之時，端午與夏至有關，是陰陽變化極為激烈的時期。在這樣兩個陰陽轉化新舊更替的特殊時間，透過對天地陰陽之氣相爭進行模仿，會促進陰陽之交，進而達到促進人類和萬物的繁殖，達到人畜與稼禾興旺的目的。在端午節俗中，依照模擬巫術的法則衍生出來以“鬥”“爭”為核心的民俗，如閨中少女的“鬥百草”，端午前後舉行的拔河活動、騎射比賽、龍舟比賽，實際上都屬於這一類。
鬥百草
端午的爭鬥類習俗中，最小的要數女兒家們的“鬥百草”。《遵生八箋》雲：“五日踏百草，又作鬥百草之戲。章詩云：‘今朝鬥草得宜男，五日蓄蘭以為浴。’”古代鬥草不僅限於端午，但端午盛行鬥草，是毫無疑問的。說到鬥百草，當然要提到晏殊的《破陣子》，這是寫到鬥百草習俗最有名的一首詞：
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聲，日長飛絮輕。
巧笑東鄰女伴，採香徑裡逢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元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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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 金廷標《兒童鬥草圖》
雖然這首詞寫的是清明節鬥草，但在古代人的生活中，鬥草給小兒女們帶來何等愉快，這首詞可謂反映得活靈活現。和鬥百草相關的，《隋唐嘉話》還記載了唐代安樂公主一段逸事。大詩人謝靈運，原本長一部漂亮的大鬍子。謝靈運被殺前把這部鬍子施捨給了南海祗洹寺塑維摩詰像用。到了唐代，大謝小謝都已經是唐代詩人頂禮膜拜的物件。這部鬍子於是也就成了寺中一寶，廣為人知。後來到了唐中宗時，唐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非常想在五月五日鬥草中取得勝利，竟然突發奇想，想到了用謝靈運的鬍子裝成草。於是派人去寺中取來鬍子試用。大概用起來果然比一般的草結實許多，她又冒出生怕別人也會打這部鬍子的念頭的想法，於是派人又去廟中把鬍子一根不留全部剪下來。寫過“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謝靈運一部大好鬍鬚，如果流傳到今天一定成為天下名物，可憐卻因了一個要在鬥百草中取勝的好強想法，就此一根不存。
鬥草一俗，在清代也很流行。曹雪芹在《紅樓夢》一書中描寫香菱和幾個丫頭各採了些花草，鬥草取樂。這個說我有觀音柳，那個說我有羅漢松；豆官說我有姐妹花，香菱機智地回答說我有夫妻蕙。這段故事，廣為人知。
騎射之爭
孔老夫子說：“君子無爭”，如果有所爭，那“必也射乎”。和今天的體育課一樣，射箭本來就是古代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歷史上，端午節北方還有射柳之俗，這實際上也是爭鬥的一種。典籍中所記載的北人射柳之俗，起始時間遠遠落後於南方賽龍舟之俗。今天所知最早的記載，仍是唐末。至於其起源，黃石先生《端午禮俗史》以為，射柳之俗起於唐末，但實際上並非承襲古制，而是吸納了胡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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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 ］ 佚名《獲鹿圖卷》
據《文昌雜錄》，華人射柳始於唐，由後之史料比較，知此俗亦非唐人所創，亦非沿承古制。李唐起於隴西，與胡狄夙有淵源，太宗時已與吐蕃締國交，天寶末安史之亂，又與回紇結盟。吐蕃回紇具西北民族，向來尚武善騎射，雖無歷史明文為證，亦可推知清明或端午以騎射為度佳節的戲樂，必盛行於尚武民族間。吐蕃回紇與唐交錯，文化交流，很可能把射柳練武之風，傳入中土。適唐宮端午有角弓射粉團之戲，武夫仿行，改射粉團為射柳，其源流是很明晰的。契丹女真兩族，亦起自塞北，與吐蕃回紇時相接觸，從他們那裡學得寓演武於歲時娛樂，也是極可能的事。兩族乘宋人文弱，先後侵入黃河流域，立國於華北，以幽燕為國都，端午乃至清明，都下盛行此戲，君主且親臨觀賞，以示共樂，且意在提倡，儼然是朝廷的歲時大禮。漢人仿而行之，故南宋時漸漸流行，曆元明清三代，此俗尚相沿不廢，從此，國人端午又多一戲樂了。這樣看來，端午射柳，純然是異族傳來的歲時禮俗，可斷言矣。
中國北方的歷史自南北朝以降直到隋唐時代，一直與北方騎馬遊牧民族的南下相聯絡。立足於這一歷史時期北方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的背景來審視，黃石先生所言，實是很有見地的看法。筆者在這裡只有兩點補充意見。其一，儘管端午的射柳很可能如黃石先生所言，“純然是異族傳來的歲時禮俗”，但它能最終成為中國北方長期流行的端午節俗，和中原上古的文化發展同樣有著內在的聯絡。
在中國上古文化傳統中，“射”自來就有非常久遠的歷史和非常高的地位。
上古神話中有“羿射九日”的傳說，足見“射”的文化起源之早。考古資料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人們已經掌握了射箭的技術。一萬多年前，人們已經使用石頭、骨頭、玉石等製成的箭頭。有些箭頭還具有魚鉤般的倒鉤。甲骨文中有“三百射”“射”“多射”的字樣，可見當時已經有特殊的弓箭部隊。在西周時代，射箭除了用於軍事和狩獵，還被用於宗教祭祀、外交會盟。在學校教育中，習射也非常受重視，是古代“六藝”亦即“禮、樂、射、御、書、數”中的一個重要的科目。王昶《戲論》稱：“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諸侯貢獻於周天子的“士”，也需要有善射的本領。《禮記·射義》雲：“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周代尚禮，還有專門的“射禮”。“射禮”是禮儀程式化的射箭專案。按照不同等級、不同場合分為“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四大類。射禮的整個程式非常複雜，這裡不多涉及。射箭作為“文武”兩道的“武道”文化，在中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非常高的地位。古代源遠流長的“射”文化，為端午“射柳”習俗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作者簡介
劉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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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6年碩士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2000年博士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歸國後執教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先後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哲學會副會長、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日本古代史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
從事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並努力開拓由日本、朝鮮、琉球、越南等組成的漢字文化圈回視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視野，在時間文化研究方面上著力最多。有著作多種，包括：《端午》《東亞的時間》《日本的面孔》《亞細亞民俗研究》《日本的危機》《漢歷東傳——中國歲時文化對日本的影響》等。
作者：劉曉峰
編輯：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