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博返約是誰提出的
作者：鞏本棟（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永濟先生與程千帆先生是世交。劉先生早年在長沙的時候，曾經向程先生的叔祖程頌萬問學，而程先生自幼隨程頌萬長子程君碩先生讀書。劉先生是千帆先生的長輩，劉先生髮表在《學衡》雜誌和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的許多文章，程先生原就讀過，十分佩服。1940年初，程先生因躲避戰亂輾轉入川，剛到樂山中央技藝專科學校任教不久，便去拜訪當時亦隨武漢大學內遷樂山的劉先生，並把自己和沈祖棻先生的一些作品呈請劉先生指教。劉先生很欣賞程、沈二先生的才華和作品，次年，劉先生便推薦程先生到武大中文系任教。
程先生對劉先生的為人極為推崇。他認為劉先生一生的為人治學始終貫穿著一根紅線，那就是對祖國學術文化的熱愛、對人民的責任感和對真理的不倦追求。劉先生的著作，沒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創而又反覆修改的。蠅頭細字，在稿本的天地頭上都批得滿滿的，加以謄清，然後再改，為的就是求真。劉先生曾舉《寓簡》所載歐陽修故事為例。歐陽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為了怕先生生氣，而是怕後生嘲笑。劉先生將此告訴程先生，並且說：“嘲笑還不要緊，但誤人子弟，問題就大了。”
劉先生治學的勤奮，也使程先生特別感動。程先生後來回憶說，1941年秋，他與劉先生在樂山嘉樂門外的一個小山丘上結鄰。錢歌川教授與程先生住在山頂，劉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過百米，有一條石級相通。小路兩旁，栽滿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級上，淙淙作響，而劉先生的讀書聲則從霧氣露聲中斷續飄來，每天如是。到了晚年，劉先生更是愛惜光陰，天還沒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後，休息一下，又工作到深夜。他說：“我是把一天當作兩天過，但還恐怕所為不及其所欲為。”這極大地激勵了當時還很年輕的程先生。
劉先生治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由博返約。在40餘年的教學生涯中，劉先生經常開設的課程是屈賦、《文心雕龍》和詞，學林便很自然地推崇他在這些領域中的成就。但在程先生與之交往的20多年中，程先生髮現，劉先生治學之廣，讀書之多，是很驚人的。劉先生在群經、諸子、小學方面，在目錄、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養都很深厚。所以，他研治古典文學，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創穫。從有關屈賦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劉先生對古文字學和古史的造詣；而從其有關《文心雕龍》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劉先生對玄學特別是對《莊子》的造詣。但他除了偶爾談論有關的學術問題外，幾乎完全沒有發表過文學以外的文章。程先生曾問劉先生說：“您論《莊子》如此之精，卻不肯著書傳世，難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嗎？”劉先生只是微笑，沒有回答。劉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煩，取其足以達意而已，顯然屬於“簡約得其英華”的南派，而不是“深蕪窮其枝葉”的北派。黃庭堅評陳師道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答王子飛書》）。劉先生治學由博返約，不廢考據，但主要是著眼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正是如此。程先生自20世紀40年代初與劉先生相識，學術交往很多。劉先生的許多著作和詞作的手稿，程先生都讀過。有時候程先生也會對這些手稿提出自己的意見，劉先生無不樂於接受。程先生曾珍藏有近百幅劉先生的詞稿，都是精楷，可惜都毀於“文革”中了。劉先生曾贈給程先生一副齋聯，上聯是：“讀常見書，做本分事。”下聯是：“吃有菜飯，著可補衣。”這副對聯也足可見出劉先生為人治學的態度。
程先生曾多次談到，他師從劉先生20多年，得其教益最深。確實，劉先生對程先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首先表現在為人治學的精神上。劉先生一生熱愛祖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併為其傳承開新傾盡心力，程先生亦然。早在20世紀40年代，吳宓先生就稱程先生“有行道救世、儲存國粹之志”（《吳宓日記》1946年3月8日記）。而這正是程、劉二先生交往最頻繁的時期。程先生晚年回顧自己一生歷經磨難卻始終不甘沉淪的原因時，也說道：“這個原因，就是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總感覺到中華民族無權沉淪下去。”（《桑榆憶往》第4頁）以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為己任，支撐起了程先生的整個人生和學術。
劉先生在學術上屬於學衡派，主張不激不隨，兼取中西文化的精華而加以融會貫通。他早年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在《學衡》雜誌上發表的《文鑑篇》，對文藝鑑賞有極精微的剖析。他的《文學論》，是在明德中學講文學概論的講義，貫通中西，要言不煩，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著作，曾由商務印書館多次印行。他的《文心雕龍校釋》一書，能得劉勰原意，堪為繼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後的又一力作。劉先生談到自己的這本書，曾說：“季剛的《札記》，《章句篇》寫得最詳；我的《校釋》，《論說篇》寫得最詳。”（程千帆《劉永濟先生傳略》）以精於小學推黃季剛先生，以長於持論自許，亦是平情之論。其書有兩種附錄，《〈文心雕龍〉徵引文錄》和《〈文心雕龍〉參考文錄》，所錄作品，極為詳備。程先生初到武大，給中文系的學生教大一國文，編為講義，分總論、駢文、散文三部分，總論選了十篇文章，包括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等，實際也是以現代學術的眼光來處理中國古代文論的材料，是一種總結和建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的可貴嘗試，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正與劉先生同。程先生這一時期還明確提出了將考據與批評相結合的看法。
至於在教學方面，程先生受劉先生的影響就更明顯了。程先生到武大任教時僅28歲，劉先生怕千帆先生不能勝任，就在其講課的教室隔壁悄悄地旁聽了一個星期，才算放了心。程先生後來回憶起此事，深情地說道：“幾十年來，每當想起先生對於後輩是如此提攜、愛護，就深深地為自己學業無成，辜負了先生的關懷而感到悔恨；同時，對待自己的學生，也總想以先生為榜樣去做，雖然還差得遠。”（《劉永濟先生傳略》）程先生晚年來南大後，之所以能發憤著書，傳授生徒，取得成就，箇中的原因，我們也許能從上述的話語中探知訊息。
《光明日報》（ 2018年06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