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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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荀子主張“性惡論”，以禮為偽，又嚴正批駁了“亞聖”孟子的性善論，這就激怒了封建帝王的御用文人，因而在封建帝王的耳邊聽不到歌頌荀子的聲音，特別是以禮為偽的說法，更不合封建帝王的旨意。晁公武《讀書志》說：荀卿
“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爭，傲災祥，…故後儒多疵之”
（王先謙：《荀子集釋》卷首考證）。清《四庫全書總目》評議說：荀況
“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祟禮而勸學。”
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持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同上）。
荀子
其次，批判十二子，特別是批判子思、孟軻，更是遭到後儒的攻擊，為歷代帝王所不取。大家知道，孔子是封建社會的至聖先師，而孔學的正統代表人物是顏、曾、思、孟。在孔門遺教中，曾參著《大學》，子思著《中庸》，孟軻則為儒家的“亞聖”，荀子對子思、孟軻的非議，無異於對孔子的不敬和褻瀆。所以宋代理學家對荀子特別反感。王先謙說：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眾”
（《荀子集解》）。荀子尖地批判了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使社會上的儒士吵吵嚷嚷，不知子思、孟軻所講的東西是不對的，以為這是孔子的本意，反而受到後世的推崇，這就是子思、孟軻的罪過。
孔子
荀子揭露了子思、孟軻的內幕，使正統儒者如宋代道學家之流感到十分不快。最後，後世尊儒之風盛行，封建統治階級偽裝推行“仁政”“王道”，與荀子“王霸並衡”主張不合。從戰國末期的歷史看，韓非、李斯兩人都曾為秦國出力，他們也都是荀子的學生，後世儒家學者反對“暴秦”，連帶著非毀韓非與李斯，又牽涉到荀子。在荀子思想中本有“王霸融合”“王霸並衡”的意思，而封建帝王囿於儒家正統觀念，總覺得荀子“王霸並衡”的主張不合孔孟之道，有礙長治久安的帝王之業。
韓非子
荀子的思想就是如此被統治階級御用學者所曲解，無怪在封建帝王心目中得不到器重，所以，他的形象遠不如孔孟那樣高大。首先，他從歷史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為“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韓非子·有度》）。這就是說，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教育都是因時而異地，沒有永恆不變的。如“欲以先王之教，治當時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他批評儒、墨兩個學派。“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功，則國何利焉”（《墨子·八說》）。
墨子
是說，孔、墨一味宣揚“先王之教”，說仁義，講道德，不僅自己不耕不戰，而且還教人不耕不戰，其言行是同富國強兵背道而馳的，是同鞏固和發展封建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教育南轅北轍的。因此，他主張“廢先王之教”，要因時制宜地改革1日教育。要改革舊教育，就要先廢“私學”。他說：“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韓非子·詭使》）。所謂“亂上”，就是“勉智詐與誹謗法令”。所謂“反世”，就是追求尋找與當世相反的言論，竭力唱反調。認為儒傢俬學是同實行法治相背離的。
儒家代表人物
這種觀點有其正確一面，當然也存在一定片面性。韓非子提倡“以法為教”，是戰國時代建立封建制的需要，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他主張“以法為教”，這是同他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的。因為只有實行“以法為教”，才能培養以法治國的人才，才能使百姓知法和守法，才能使封建制度得以鞏固和發展。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韓非子雖然主張“以法為教”，但不意味著取消道德教育。他從維護封建國家的所謂公利出發，明確提出了“明於公私之分”的倫理道德觀。
韓非子
此外，韓非子還提出了“以吏為師”的問題。應該說，這個問題古已有之。早在殷、周奴隸制社會時，教師就由官吏擔任。如“師，官也”（《廣雅釋詁》）。“師氏亦中大夫也”（《詩·十月交》）。不過，奴隸社會的教師不僅以文化知識和道德教人，而且也是文化教育的掌管者。所以，“以吏為師”歷來都不是不要教師，而是以誰為師，由誰掌管教育的問題。他提出的“以吏師”，其目的是反對“以儒為師”。韓非子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潮流的，是當時政治、經濟變革在教育上的反映。但是，這一主張也有很大的片面性。 它忽視了對歷史文化知識的繼承，否認了學校教育的重要作用。
參考資料
·《讀書志》
·《四庫全書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