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民受之是什麼意思
弭災，即消除災害。是指在出現各種自然災害後，皇帝或各級政府為維護統治而進行的一系 列政治方面的應對措施。統治者受自西漢以來就有的“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在發生自然災害後會採取像避正殿、改元、閉坊門等以敬天思想為指導的弭災措施，透過天與人的溝通去消除災害。
與此同時也會採取像減膳撤樂、上封事、慮囚等理政措施，旨在透過改善政治環境去消除災害。
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採取這樣的弭災行為卻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秩序，安撫災民心理的效果。
以敬天思想為指導的弭災措施
唐朝，雖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鼎盛時期，但是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還不能科學地解釋各種自然災害發生的原因。
對於災荒的認識，更多是對西漢已有的“災異天譴觀”的繼承。所以災害發生時，統治者會採取一些措施來彌災。
避正殿
“避正殿”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多數統治者在災害發生後採取的一種自譴行為，
唐朝的統治者對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深信不疑，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天在人間的 代言人，
所以在災害發生之後，他們便主動地承擔起自己應該擔負的責任。
透過避正殿這樣一種看似在與上天交流的行為，表達自己的懺悔之意，在敬天的基礎上以求得到上天的原諒。如果這樣的弭災行為恰巧對災害的消弭起到了作用，產生的結果就是他們更加堅信災害的發生與人事密切相關，與自己的統治密不可分；
改元
“改元” ，在災害發生之後一些統治者採用更換年號的行為去弭災，想透過新的年 號所代表的吉祥之義給由於災害的發生所造成的不太安定的社會帶去一些美好的企盼。
這一行為也體現了統治者將人事與災異的發生相結合的思想。
閉坊門
“閉坊門”，這一弭災行為主要是針對於水旱災害而言的，旱時止雨，澇時求雨。唐朝統治者採取這一行為除了受古代“陰陽”思想的影響外，也體現了唐朝統治者相信災害的發生於人事相關，水旱災害的發生或許是由於自己的一些行為違反了上天的意志，於是
上天降災警示世人
。
敬天思想為指導的以上行為，都體現出了唐朝皇帝對“天人感應”的災異觀的深信不疑，是對西漢已有“災異天譴觀”的繼承。
“蓋王者之有天下也，為水旱蝗，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新唐書》
新唐書的記載則更加確切地說明了“災異天譴觀”是唐朝皇帝對災荒最基本的認識。皇帝作為上天意志的執行者，實行統治面對上天的警示或懲罰，透過一系列的弭災行為，
既強化了自己作為天子的獨尊地位，也表達了對陷入困境的百姓的內疚與憐愛。
這是帝王權術的最好體現
，名義上是為了人民祈福，減少災禍，克己復禮，反思自己的過錯，但是實際上統治階級卻是為了讓人民相信“君權神授”相信自己的權利
“授之於天，承之於民”
，自己所頒佈的一切政策都是上天的旨意都是為百姓著想的並不是一己私利。
統治階級愛護人民本質上為了在得到人民的支援之後，更好的控制百姓。
透過改善政治環境為指導的消彌措施
減膳撤樂
“減膳撤樂”唐朝皇帝相信自身行為與災異的發生有關，要想消弭災害，光有一顆懺悔之心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拿出一些有惠民作用或者是改變困境的措施。
統治者在災害發生後採取減膳撤樂這一行為不僅可以體現其愛民之心，也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一部分皇室開支，屬於理政行為;
出宮人
“出宮人”，這一釋放宮女的行為雖然帶有古代“陰陽”思想的色彩，但從側面也可以看到唐朝皇帝意識到了宮中留太多女子不僅增加了皇室的開支而且由於宮女與親人的分離難免會使百姓心生怨氣，不利於社會的安定。
這種不安定是女子與家人分離造成百姓心裡不滿而引起的社會不安定；
減膳撤樂、出宮人均屬於宮政方面的措施，都是唐朝帝王出於節省皇室開支，體察民意的考慮。
慮囚
“慮囚”，這是一項在刑罰方面的理政措施。唐朝統治者相信災異的發生與政治統治密切相關，刑政作為政治統治方面一項重要的內容歷來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冤假錯案的存在會直接影響社會的安定，也會引起上天對統治者的不滿。
上封事
“上封事”，災害發生以後統治者認識到這是上天對自己統治的不滿，便透過讓大臣進諫以言得失。事實上，皇帝這個特殊階層對於災荒的態度是存在矛盾的，他們既對“天人感應”的災異觀深信不疑，又試圖透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狀，於是便讓大臣言其為政得失。
由於唐朝皇帝自身素質的不斷提高和統治經驗的不斷豐富，
他們不再一味地沉迷於一些對百姓無益的祈禱活動，而是採取一些有利於社會安定的理政措施
，但是面對自然災害發生，他們並不完全相信這是自己的為政不力所致。
只是他們
需要強化這種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思想，給自己的統治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達到讓天下人民相信他們就是天子，從思想上鞏固自己的特殊地位。
德宗貞元元年關中地區發生了蝗災和旱災，旱災尤為嚴重， 在德宗的詔書中他提到：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
百姓飢餓的狀況讓德宗發出
“禱祠非救災之術
”的感慨。唐朝皇帝在譬如避正殿，避坊祈雨等務虛的弭災形式之外又選擇了務實的理政惠民政策，讓百姓在遭遇天災的困境中能夠從帝王的理政措施中得到一些實惠。
唐朝皇帝災荒觀的形成原因
1、皇帝自身的階級立場
皇帝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採取的一系列統治措施必須以維護自身利益為根本目的。
董仲舒的“君權神授”思想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皇帝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
就是因為這一學說符合皇帝自身的階級利益，
為維護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唐朝皇帝面對災害的發生採取了一系列的弭災措施，之所以出現一些差異是因為他們之中的一些有豐富政治經驗和政治抱負的皇帝更懂得利用“災異天譴觀”去鞏固自己的特殊地位，維護自己政權的合法性。
唐朝皇帝尤其是一些較有作為的皇帝，雖然也深受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但是面對災害的發生，他們自身的政治經驗和生活閱歷讓他們在救災消災中產生一種自信的心理，更願意透過一些惠民措施去理政保民，最終達到穩定其統治的目的。所以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2、唐朝所處的時代背景
災荒觀的形成是在人們與各種自然災害的不斷鬥爭中逐漸形成的，
對待災害的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該時代的文明水平，反之一個時代的文明發展水平對該時代的災荒觀也有一定的影響。
唐朝處於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但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發展還沒有達到能對自然災害的發生做出科學合理的解釋的地步，再加上
前代天人感應的思想發展到唐朝已經讓君主和臣民深信不疑，所以“災異天譴觀”得到了繼承
。
此外，唐朝的社會經濟雖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各種宗教勢力得到發展，尤其是道教在唐代受到了太宗，玄宗的推崇。哲學方面，韓愈的“天命論”思想強化了天的意志不可違背，
結語
對“災異天譴觀”的繼承促使統治者在災害發生後反省自身德行，檢討為政得失，可以引起他們對災害的重視。在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體制之下，皇帝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對於其的為政得失缺乏一個監督制約機構，在這樣的情況下對“災異天譴觀”的繼承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
從中可得，天人感應的災異觀對於救災是有一定的積極影響的。但是，也正是由於這種災荒觀的影響，使得統治者單純 的以為透過一些務虛的弭災就能夠消除災害，而忽視了務實的減災活動，會使他們喪失救災的主動性。
參考歷史文獻：
《舊唐書》
《新唐書》
《唐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