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碑學
清代中期碑派書風興起之初，其勢力尚不能與帖學書派抗衡，鄧石如儘管學古功力深厚，風格雄強醇正，但仍然受到帖派名家翁方綱、錢魯斯等人的貶低和責難。真正使鄧石如書風及碑派書法觀念站穩腳根並深人人心的，應當歸功於包世臣的大力鼓吹和傳播。
在為數眾多的清代書法論著中，有相當一部分涉及到書法教育的內容。其中有些是寫給子孫或學生的教材，有些則是書家自己學書經驗的記錄，還有一些是彙集前人有關書法學習方法的文字，供學書者取法借鑑。如楊賓的《大瓢偶筆》、王澍的《翰墨指南》蔣衡的《書法論》蔣驥的《續書法論》、梁同書的《頻羅庵論書》包世臣的《藝舟雙楫》、陳介祺的《習字訣》、魏錫曾的《書學緒聞》姚孟起的《字學憶參》等都是指導子弟或學生習書的教材和札記。一般說來，從事啟蒙教育的書家大都注重法度和基本功的訓練。
包氏對鄧石如推崇備至，不僅將鄧氏筆法與自已的經驗心得相印證，總結出套完整的理論和技法原則，更重要的是，包氏用這套理論和技法教授了一大批學生，以至當時在江南一帶寫北碑者中形成一個“包派”，足見其影響之大。包世臣教學生，雖亦首重用筆，但他所運用的，已經不是尋常教書先生所熟悉的那一套方法。以至於從清初馮班馮武父子楊賓、王澍、蔣衡蔣驥父子到清末姚孟起等書家，都曾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教授學生，在他們的著作中，所談的內容有許多是學習書法的基礎法則。其中既有前人的成說，也有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還能適合學生的需要。從中可以感受到清代書法基礎教育的普遍方式和特點。而對些以輔導藝術創作為主要目的、個性追求鮮明的書家來說，由於其教授的學生大都已具備了初步基礎，故其教授的重點主要在於藝術觀點的灌輸和薰陶。如梁同書《頻羅庵論書》中的《與張芑堂論書》包世臣《藝舟雙楫》中的《答熙載九問》、《與吳熙載書》等篇章，都是老師與學生就書法藝術問題的討論。
更突出的是，陳介祺在為其孫子所寫的《習字訣》中直接教導說“鐘鼎篆隸，皆可為吾師，六朝佳書，取其有篆隸筆法耳”，又云“鍾、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學者當師北宗，以碑為主“，魏錫曾在為兒童習書所撰的《書學緒聞》中反覆強調“提肘迴腕，羊毫濃墨”，典型地反映出清代後期社會上流行的碑學書法風氣和作者本人的藝術觀念。 包世臣極力強呼叫筆要遵從鋪毫用逆、用曲等原則，追求中實、氣滿的效果，而這些都是為了體現其以隸書筆意為核心、以碑刻效果為目標的審美理想。包氏孜孜以求的“峻澀排宕、奇縱”等旨趣，與一般書家教人習書以勻稱穩妥為要求大相徑庭，甚至其對“八法？“九宮”的解釋，也是建立在碑學理論的基礎之上。
可以說，包世臣傳授給學生的觀點和技法，不論是前人舊說還是自己新創，都帶有強烈的碑學理論烙印和個人主觀色彩，這種特點使得他的書法教學從根本上不同於一般的習字傳授，而是典型的藝術思想的灌輸。因此，在作為一股藝術思潮而存在的碑派書風的興盛過程中，包世臣的傳播、努力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促進作用，在清代書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意義。